吃穿住行，吃字首当其冲，简直是生活的代名词。面对一桌又一桌丰盛的大餐，享用一道又一道美味佳肴，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关于吃饭的许多事情。

    我出生在全国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听村里人说，母亲生下我，家里只有几斤苦荞面，伺候我的第一顿饭竟是苦荞面糊。没有油水，母亲挤不出乳汁，可怜的几斤苦荞面吃完后，刚坐满月子的母亲便到山上采野菜回来煮吃。严重的营养缺乏症害得我三岁多还不能言语，不能正常走路。

    在我记忆中，家里总是缺粮，一年口粮还不够半年吃，每年五黄六月，父亲都要到亲戚家借来苦荞，待下年收获时还人家谷子，寅吃卯粮，今年就将下年的口粮吃完了。那时候，绝大多数农村都缺粮，借也借不到。那些缺粮的日子是何等难熬！种下玉米，就到山上挖野山药、采野菜，象征性地加点麦面片，就是一顿主餐。逢年过节才舍得吃一点大米，煮一点腊肉，应应“节气”。

    善良的母亲看着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特意把饭菜做成两份，一份不掺野菜，另一份尽是野菜瓜果豆类杂食。吃的时候，母亲总是以我们上学去得早为由，将不掺野菜的饭拿给我们兄妹几个，待我们吃完之后，她才去揭煮着杂菜的锅，津津有味地埋头吃着。不谙世事的我，自然不明白母亲“金山银山，野菜掺糠香”的香究竟在哪里？有一次趁母亲不注意，掀开锅盖，信手夹了一箸苦荞叶放进嘴里，除了苦涩味什么也吃不出来。“妈，野菜香什么？”母亲将我搂到怀中说：“你们小孩吃不出来，要到做爹妈的年纪才吃得出野菜掺糠之香。”

    其实，野菜掺糠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渐渐知事，我懂得正是这种吃法，乡亲们一个个黄泡气肿，病的病，死的死。母亲将镶着一块块整齐漂亮石头的院场挖出来，平整为菜地，种上青白小菜，这样，父亲赶集的竹篮有了可卖之物，精耕细锄的两分五厘菜地，居然可换回一些粮食。七十年代极左的“一大二公”生产模式，就是自家的院场，只能长草，决不能让它出苗。见我家每街有街货可卖，生产队长自然有话讲了，大会上点名，小会上指责，把母亲的菜园定性为“三自”范畴加以批判。后又在村委们的监督下，把嫩生生的菜全割倒，重新平整院场，唯恐散落其间的菜籽有出土之日，命令参加现场会的群众用脚又踩又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吉祥的春风，将党中央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送到祖国千山万水，送到久久渴望春天的人们心上。先是生产到组，分片包干，1980年我家的口粮基本够吃，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后，就有余粮可卖了。我家承包了生产队里二类型地7.8亩，一类水田4亩，除了种粮食，还引进了稻田养鱼技术和西红花种植项目，既有粮又有钱。饭桌上再也见不到野菜的影子，且改变了一汤一饭单一的老调。

    1984年参加工作，我离开了老家，到单位工作五年后同一城里女孩结婚时，存折上只有500元钱，还不够买一张席梦思床。母亲知道我的窘境，卖了一千多公斤包谷、两头肥猪，把我的婚礼办得有模有样。结婚后，我两口子的吃饭问题一直还是母亲的心头牵挂，“吃好的没有？要注意营养哦，省得我的小孙孙在肚中喊饿”。母亲每次进城，都要带几十只土鸡和三五个猪火腿，怕我们两口子省钱吝啬吃方面的支出，每年特意在老家为我养一头大肥猪，杀了送进城来。

    年初回老家，才知道乡亲们的“吃”有了很大变化。我那山坡坡上的老家产米极少，但全村16户人家一年四季都吃着来自江浙的优质大米，本地产的包谷全都做了猪鸡牛羊饲料。

    那晚，一家人围坐的餐桌，除了猪肉鱼肉，还有昆明的烤鸭，价格不菲的饮品也在餐桌上“凑挤”。最末端来的是两盘野菜：水芹菜炒腊肉丁和凉拌鱼腥草。母亲笑着说：“阿德（我的乳名），这是你小时候家里的度命菜，烹调出来，一是大荤大肉吃这些有益处，二是忆苦思甜，感受一下咱家餐桌上的变化。”

    母亲话还没说完，小老侄们的筷子早已伸进两盘野菜中，你夹一箸我挑一团，吃得津津有味，而那些鸡鸭鱼肉反倒被人冷落了。

    看着这些，母亲的眼角湿润了，我的筷子不知往哪里放。（许文舟）

编辑：宋礼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