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此崔嵬，杜当阳沉碑汉水，殊嫌多事；
　　百年直瞬息，林处士放鹤归山，颇觉可人。

　　康熙时通海进士赵城（1685—1759）撰书，悬于秀山清凉台。

　　通海诗人、书法家阚祯兆逝世（1709年）后40年（1749年，即乾隆14年）通海另一位才学超卓的官员赵城以64岁高龄告老还乡。4年之后（乾隆癸酉，1753年），他在秀山清凉台题书匾额“何可无此眼界”。就在这一年，赵城在秀山之麓捐资兴建了万寿宫（现文化馆）。阚祯兆逝世50年之际，这位官做到甘肃按察使（正三品）、河南布政使（从二品）及左通政（掌内外奉章、密驳及臣民密奏等）的要员，在家乡逝世，终年74岁，可谓尽其天年。

　　赵城的为官之道也很坎坷。雍正七年（1729年）被诬防匪不力而革职回籍，赵城趁此机会在通海寄情山水，培养学子。七年后被乾隆召用。总体上讲，从30岁中进士之后，他算是为国为君奉献一生了。据《通海县志》载，此公历任三朝官职，从翰林院编修、乾清宫南书房行走，到几个省的道御史，直到升为左通政，曾先后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的奖赏：因教辅皇子有功，康熙赏赐赵城象牙雕龙戒尺一方，绣龙手套一对；雍正四年（1726年）主考贵州，拔取人才，雍正赏以乌喇玉砚一方，背镌康熙手书“以静为度，足以养年”八个字；乾隆书赐他“忠厚笃敬”四字。赵城的政绩与荣耀，也许只比晚他一百年的通海人朱嶟稍低一点，朱嶟官做到礼部尚书（从一品），死后朝庭谥赠“文端”，通海家乡为之建“礼部尚书朱文端公故里碑”。赵城虽然还没有如此殊荣，但仅仅拿出皇帝的一件赐品，就足够他炫耀一阵子了。

　　但赵城的兴趣不在这里。他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通海捐资修建万寿宫，连一块碑石也没有留下，如果不是毁失漫漶，那就是他不乐于、不屑于为自己树碑立传，不像有的人捐了几块钱就刻名于石碑以流芳百世。此万寿宫建成后90年（道光23年，1843年），通海县令白佩珩重修万寿宫，才回溯本源，敬述了赵城首创之功。比较之下，赵城在通海明清之际的学士官宦中，为百姓官员树立了另一种典型：一个鄙薄名利、淡泊人生的高雅人士的典型。他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和眼界。在秀山的匾山联海中，是赵城开宗明义第一章为人们提出了“眼界”的主题（他在清凉台题书“何可无此眼界”）——他不再重复前人和同代人在山水文章上的精心描绘，而用简炼深刻的文字把人们导向了对心灵、品格和人生价值的探求评说。

　　此联被推为秀山楹联之首，大约就是因为它的“眼界”、格调备受人们的推崇。赵城在上联仰叹高峻的山峰万代不朽，而个人的功名决不可能永恒，不值得去苦心追求。他举出中国历史上一个文武双杰的晋代镇南大将军杜预（222—284）稍加评点，给人以亲切的启示。因为杜预并非平庸等闲之辈，他灭吴有功而封当阳侯，又撰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流传至今，收入《十三经注疏》，这些功名本身就应当受到人们的尊敬。可杜预不知是那根神经出了毛病，为了让自己的名声海枯石烂也不磨灭，沧海桑田也留存人间，于是这位“好为后世名”的杜武库（因为他精通古籍，善谋略而得到称誉）突发奇想，在镇守江陵（在今湖北省长江边）时，“刻石为二碑，记其功绩，一沉万山之下（汉水），一立砚山之上。（见《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如果此举属实，他真闹了个大笑话，从晋至今不过一千八百年，而汉水中、砚山上还能找到这二石碑的影子吗？所以赵城批评他这种行为是多此一举。要是自己属于庸碌无为之辈，却还想千方百计妄图不朽，那自然是一出贻笑大方的闹剧和丑剧；如果本身已经功名昭著，还生怕人们记不住自己，这确是一时糊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杜预这位大智者一时对自己和历史失去了信心，缺少清醒的估计，于是犯下了一个小小的可笑的错误，像一出轻喜剧，因而赵城以“殊嫌多事”委婉评说，让人们记住历史上一位杰出人物留下的教训。　      

　　这副对联对仗之工整、用典之贴切，堪称上乘。上联称大自然山岳是永恒不朽的，而下联则以人生一世短暂如瞬间，与上联形成巨大反差。更难得的是以谁来与杜当阳相对？这必须是一个在思想、风格、影响和人生价值上与之相配、相称而又迥然相异的优秀俊杰。多亏赵城娴熟史迹，竟在浩如烟海的人物典籍中发现了林处士（有名望修养而隐居的人）这位彻底断绝了仕途和功名的超然雅士。宋代诗人林逋（967年—1028年，秀山有逋翁亭，即以其名命名）在杭州西湖隐居二十年不入城市，诗书皆佳，不做官也不娶妻，以种梅养鹤自娱，死后被宋仁宗谥为“和靖先生”。“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山园小梅》）是他留下的千古名句，是他对梅花和自己人格的真实写照，曾受到欧阳修、苏轼、辛弃疾等名家的赞赏。大诗人苏轼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为林逋的七言近体诗写了《书林逋诗后》的名篇。我猜想赵城会从苏轼这首诗受到启示，才自然联想到要以林处士来与杜当阳相对。赵城生活其间的通海湖光山色与人朝夕相伴，而苏轼称林逋生活的江南（吴地）也正与此同：“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绿。”这相似的湖山胜景使赵城自然联想起林处士：“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书林逋诗后》）林处士的“绝俗”之一，就在于他不要名，写诗后都随之散去，连诗稿也不留。人问何故，林曰：“我不欲取名于时，况后世乎？”（《宋诗钞初集·和靖诗钞》）他在当时就不想出名，更何况后世留名！这种对待自身功名的淡化和决裂，同杜当阳那种深怕人们忘了自己的苦心孤诣的奇想怪行（沉碑汉水），简直有天渊之别。可见赵城以林处士同杜当阳相对，真是恰如其分，泾渭分明。赵城自己在秀麓捐资修建万寿宫而不留碑记不留名，与林处士的作为，正是一脉相承的淡薄功名之举。他和林处士在杭州孤山的对话，用现代语言真可谓是最合格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者，爱野禽林木达到了“梅妻鹤子”的地步，这还不值得人敬重称意吗？赵城的“殊嫌”和“颇觉”两个词表达出对杜预和林逋两种处世哲学的评说。

　　唐代诗人唐彦谦中进士后，并未流连官场，而是隐居在鹿门山，其诗集《鹿门集》中有《游清凉寺》诗（正巧通海有个清凉台）云：“一尘不到心源净，万有俱空眼界清。”他认为“眼界”要清远净爽，必须万念俱空。赵城在秀山清凉台的题匾“何可无此眼界”的跋语中亦引瞿昙氏（释迦牟尼）云：“空中无色无眼界，良以一有眼界多成罣碍（牵挂）。”因为佛家认为世界一切现象皆虚假不实，故谓之空，“色即是空”（《般若心经》）因而无色也就是无眼界——什么都不存在了，还要眼界做什么。而赵城所谓的眼界则是指人的视力范围，又是指人的精神世界。即王维《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中所谓：“眼界今无杂，心空安可迷。”眼界高远则心空没有任何牵挂，怎么会迷惑错乱呢。

　　赵城否定了杜当阳的“多事”而赞赏林处士的“可人”（使人满意），正是他自己人生哲学的一次公开阐释，正是在提倡人们应有的一种高远清明、不求闻达的真正眼界——淡远高雅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