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腰傣是怎样迁徒到元江河谷的

    古滇国消亡后，汉朝的“屯田”占据了滇国臣民世代相继开拓的滇中湖群周围的鱼米之乡。曾经是滇国主体民族的越人被迫向南迁徙。我们从史料、考古新发现、口碑民间文学、古歌和现存的民族生活形态诸方面综合研究，认为古代造成民族迁徙的原因主要是战争、灾荒、觅食三方面。尤以战乱为最主要原因。张增棋先生在《滇国与滇文化》“百越”民族的迁徙与中原文化的南传一节中，介绍了依据史志提供的古代“百越”族群的分布及南迁情况：“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越人先后建立过许多地方割据政权，有的也曾强盛一时。当时较大的越人王国有句吴、于越、闽越、东欧、南越、滇越、西殴等，后来都被秦汉王朝逐个灭掉了。”丧失国家的越民，有的留在原地被逐步同化；有的“莫肯为虏”做奴隶，“人薄丛林，与禽兽处”，成为“山越”，有的“置桀俊为将，”率众继续反抗；有的背井离乡，结伴逃亡，寻找能够生存的天地，向云南边疆迁徒。云南境内的夜郎国、邛国、滇国也先后被西汉王朝消灭了。滇国主体民族越人祖居的滇中湖群坝区，在朝廷的保护下，汉人大量进人“屯田”。据《云南辞典》云南省历代人口统计表载：“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云南总人口为929132人，至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云南总人口已达2395334人。”在138年里，增加人口近2.6倍，可见汉族移民和南迁入云南的少数民族人口之多。滇国民众特别是作为主体民族的越人，不得不向南迁徒，渡过元江天堑，进人哀牢山区开劈新的生存天地……许多居住于元江西岸的民族，现在，都有这样一段悲沧的历史传说。新平县漠沙镇龙河办事处大沐浴村的傣族老人告诉我们，他们的祖先是从江上游迁徒下来的（绿汁江发源于易门县境内毗邻滇池），来到这里生病掉了队，老人、小孩和达官贵族也经不住长途跋涉，没有跟大队伍继续顺江南下，他们看到这里能够生存发展，就在江边披荆斩棘，开垦土地，建立家园……无独有偶，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在大沐浴村江边发掘出与古滇国青铜器一脉相承的羊角编钟等文物。大沐浴村也是历史上傣雅的盛大节日“花街比美”的发源地。证实了滇国臣民被迫南迁的历史事实。大批滇国越人来到元江河谷热坝中，看到土地肥沃，适宜于自己的生产生活，又有元江天堑阻隔，比较安全，其他民族难于承受炎热的气候，不来争夺，便定居下来，建设家园。把在滇池地区制造的生产、生活工具（青铜器）带到元江畔，运用在滇池地区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农耕稻作技术种植水稻，创造新的生活。他们以血缘亲族为伍择地而居，发展成现在哀牢山区民族众多，小聚居、大分散、交错环绕，相互杂处的民族分布形态。尤中先生在《中国西南民族史》中说：“古代居住在西南地区属于氏羌系统的部落，是分别发展为近代藏缅语族各兄弟民族的核心；属于百越系统的部落，是发展为近代侗傣语族各兄弟民族的核心；盘瓠集团的部落发展为苗瑶语族的苗族和瑶族；‘濮人’中的大部分（除了实际上是百越的那部分之外）则是孟—高棉语族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尤中先生关于西南地区原始族群的总结和民族发展的分析是符合历史的。今天，从在我国境内的元江中上游到流人越南后称为红河的流域区内，仍分片居住着上述4个语族先民的后裔。“濮人”（百濮族群）确实有一部分实际是百越支系。综上所述，花腰傣先民从古滇国故地迁徒到元江中游居住的历史背景就十分清楚了。

    傣族先民越人在东汉末期、晋时期称为“鸠僚”，隋、唐以后被称为：“金齿蛮”、“茫蛮”、“白衣”等。自唐代以来，傣族已自称“傣”。而历代王朝及其他民族对傣族仍不作此称呼。元代称傣族作“金齿百夷”，或将“金齿”、“百夷”分开称呼，还有的史志称“白衣”。明朝时代只称“百夷”，居住今德宏州为主的傣族称“大百夷”；居住今西双版纳及其附近的傣族称“小百夷”。清朝时代，将“百夷”记载为“摆夷”，又把“大百夷”写作“旱摆夷”；“小百夷”写作“水摆夷”；居住在元江中游的写作“花摆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尊重傣族的意愿称为傣族。

    花腰傣承袭古滇国的主要文化特征

    1956——1972年——1992年云南考古学家对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古滇国墓葬群的三次发掘，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出土青铜器、金器、玉器等文物近万件，揭开了已经消失2000余年的云南第一个王国下滇国的神秘面纱，美伦美奂的青铜器闪耀着古滇文化的灿烂辉煌。设计精巧，铸造工艺水平极高，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牛虎铜案”被定为稀世国宝。云南考古学家张增棋在《滇国与滇文化》一书中，对滇国的青铜文化进行了深人的分析研究。他认为，滇国时期的青铜器上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实质就是滇文化，“滇文化只是一种区域性的土著文化，还未受到更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包括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例如当时滇国兵器中常见的狼牙棒、铜啄、蛙形铜矛、蛇头形钢叉、鸟头形铜和铜斧；乐器中的铜鼓和葫芦笙；生活用具中的铜伞、铜枕、贮贝器、牛虎铜案、立牛铜尊、立牛盖铜杯和铜壶等；装饰品中的各种动物纹扣饰和镶嵌孔雀石的铜镯等；生产工具中的铜锄铜铲、镂空铜器及成套的纺织工具等。此外还有大量铜涌、铜铸的房屋模型、有人物和动物立体雕铸的杖头铜饰等等。上述青铜器无论器形和纹饰，都具有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格特征，说明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和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尚未传人滇池地区。”诚然，一种文化的出现，与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民族特征有直接的关系，滇国青铜文化在呈现出深邃的地域烙印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同时，有些青铜器上也可以看出滇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及周边的西亚、南亚文化，越南的东山文化，泰国的班清文化，乃至中原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都有少量相似之物和文化关系。究竟是谁影响谁？还是人类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共同智慧在不同地域环境中创造发明的结晶？各国专家学者众说纷纭，尚待进一步研究。

    傣族自古属百越族群的一部分，其民族文化特征自然只能从古越人的文化传承中来寻找其渊源，结合现存的民族文化进行研究。从发现的历史文物中，越人的文化特征多与水、土地及农耕稻作相联系。出土文物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印纹陶、铜鼓、靴形铜斧、稻谷遗迹、干栏式建筑、贝丘遗址等。历代史料记载的百越族群文化特征有：“断发纹身”、“雕题染齿”、“喜食异物”、“处溪谷之间，莫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项髻徒跣，贯头而著”等等。可见傣族先民的文面（雕题）纹身、染齿或金银片饰齿源远流长。这与古越人依水而生，多在沼泽河流中采集、捕捞食物有密切关系。古籍《正义》说：“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实际是为了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迷惑捕捞对象。好像今天作战部队穿“迷彩服”融人自然，以便接近敌人不被发现，取得战斗胜利是一样的道理。据傣族传说，纹身的初始是用黛色物汁涂画在手脚上、形似水族类，便于捕捞，避免被水生动物咬伤。因涂画的颜色人水不久便会被浸泡消失，不能长久。后来才发展为用锥尖物在皮肉上刺出图形，涂青黛色使其渗入皮下，使之永不褪色。纹身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注人图腾崇拜、民族印记和审美色彩，才更具文化内涵。张增棋先生在滇国青铜器上发现：“滇国主体民族也有纹身习俗。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上雕塑着一个盛装的骑士，此人头饰雉翎，身披华丽的披肩，在其裸露的小腿上纹着一条蛇；另外石寨山出土的一青铜剑上刻着一个手持短剑的裸体男子，正在和一只老虎搏斗，此人的腿上亦纹有几何形花纹。因为纹身必须要在身体的裸露部位才能看见。滇国青铜器上的人物大多穿着衣服，所以实际上纹身的人远不止以上两例，“蛇”和“几何形花纹”的纹身图案，至今仍流传在嘎洒镇傣族村寨中。

    我们在嘎洒考察时发现，有的傣家至今还在用手工制作新时器石代遗传下来的印纹陶。主要生产“土锅”和盛水器物。其工艺是：用粘性较好的泥土揉合后，用手捏成需要生产的器物形状，置于通风处阴至半干，用刻有印纹的条形木板在土锅等器物上敲压出印纹图案，再用稻草捂起来烧干使其增加硬度。主要用于在火塘三脚上烧煮、炖肉和菜肴，味道独特可口。也用来担水或盛放凉开水。清凉解暑。这种远古传下来的土陶器，由于生产成本低，耐烧煮，独具风味，如今仍在市上交易，并且有一定的市场。

    花腰傣中，妇女大多数至今仍有染齿习惯。傣族多居住在河谷热坝之中，由于炎热会产生瘴气。傣族在生活中发现槟榔清热解毒，可以防治“瘴气”，移栽寨外田园中，经常嚼食。绿色的槟榔醮少许石灰粉在嘴里咀嚼后，即会变成鲜红的汁，能把牙齿染黑。还有的老人说，要用一种不知名的草药舂细后睡觉时敷在牙齿上，几天就能把牙齿染黑，以防蛀牙。新平县腰街镇新营盘寨花腰傣的染齿更有神秘的图腾崇拜内涵。凡是年轻人结婚，新郎、新娘在门前举行“驱邢”、饮“交杯酒”、吃“黄饭团”、“拴线”等仪式后。不是先去拜见祖先和公婆，而是新郎的母亲要抱着稻草，领着儿媳先到牛厩喂草，小伙伴们还要在那里闹新娘……据老人说，傣族世代居住水边，最早种植水稻，世代与耕牛共同劳作，相依为命，耕牛吃草，傣家吃粮。先民们崇敬耕牛的精神，奉为氏族的图腾。因牛无前面的门牙，为此傣族染齿，似牛无当面牙。这与古滇国青铜器中众多的牛图腾祟拜有着直接的联系，反映了农耕民族的物质文化特征。生活在元江畔的花腰傣从历史文化（出土文物）、民族特性、生活习俗、服饰纹身等诸多方面，都与古滇国主体民族—越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经过研究认为，花腰傣妇女的服饰，雍容华贵，纹身染齿古朴典雅，与古滇国贵族一脉相承，至今仍保存着遗风。花腰傣妇女的盛装用料讲究，特别是傣洒支系，多用绸缎，刺绣精美，银泡琳琅满目，熠熠生辉，彩带束腰，一双手带几对银镯，十个手指都戴满戒指，丰姿绰约，穿戴起来，根本无法劳动，只能参加礼仪性活动，是富贵身份的象征。她们居住的元江河谷气候炎热，穿那么多服装（仅裙子就有三　条，形成三叠水）是不适应劳动及生活的。艳丽华贵的服饰，为什么能一直流传保持至今？这与保持古滇国贵族后裔的身份不能说没有联系。

    另外，从新平、元江两县境内出土的祭祀、铜鼓、羊角编钏等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发掘的青铜器同属一种文化类型，更证实了花腰傣与古滇国主体民族的渊源关系。

来源：新平花腰傣文化大观

编辑：宋礼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