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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玉溪花灯历史上曾经有两个派别，即“西栏申六，东栏佘四。”指的是西边的“申六老倌”保守传统，东边的佘四先生力主革新，两位前辈，各为一派之领袖人物。比较而言，老师申六重视继承、传播花灯传统艺术；佘四先生极力倡导革新、发展花灯艺术。
佘四先生名永宁字静安（1881——1953），云南省玉溪市丁七屯人。以其排第四，人们都尊称之为“佘四先生”。自幼热爱玉溪花灯、情如火，状如痴，终身迷恋，丝毫不减。艺苑耕耘五十六个春秋，殚心竭智，身体力行，在继承、革新、发展玉溪花灯艺术事业上，作出过巨大贡献。诸凡订正老灯曲目，研究花灯演唱技巧，改革花灯演出形式，扩大花灯表现内容，丰富花灯上演剧目，培建花灯艺人队伍，都能尽力做到上下求索，纵横比较，得出方案，付诸实践，总结经验，开拓前进，为“玉溪花灯”风糜全滇，立下汗马功劳。
一、简历
清光绪七年，佘四先生出生于农民家庭。少年时期他就学会不少花灯曲调。就读私塾结业后，居家务农，乐与戏曲界艺人交往。农闲时走村串寨，向其侄阮正富等知名艺人辑录花灯唱本、研究花灯艺术，进而参与演出活动。他的祖父是清王朝国学生，不肖于孙儿招标指伶事，为此，他经常受到家庭责难，无可奈何，只好筹措资金，到外地小本营生，因为业非所好，故而短期即辍。自1929年起决然改行以教授花灯为业，足迹遍及安宁、嵩明、宜良、澄江、晋宁、易门、昆明、八哨等地。1943年初夏返玉溪，在北城租赁店铺两间，开设清唱茶馆三年。1946年，应邀到昆明茶室搭班演唱彩排花灯。1948年，复应安宁陆脯灯会邀请，又携家室前往执教，兼营花灯清唱茶室业务。1949年，应其高足熊介臣（定藩）邀请，到昆明“华丰剧场”从事花灯艺术。同时，应邀到昆明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所属的昆明花灯组兼课，教授花灯演唱知识。1952年，阖家迁回玉溪，参加土地改革，同年冬应聘参加玉溪人民实验剧团花灯组（玉溪地区花灯剧团的前身），担任老师职务。1953年秋末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二、艺术活动
1、记录订正老灯曲目、唱本
清末时期，玉溪花灯艺人多数是文盲，老师课徒都是口传心授，传来传去，不少字读四声不准。有的艺人即便字读正确，一旦唱起来也只能腔圆不能字正，同样造成听觉混乱，障碍思想交流，这是听觉艺术的大忌，先生感触很深。每在观看演出后，或找其他艺人查对，或联系内容进行推敲，对所录唱本都一一作了订正，务使唱词句句情通理顺，整段唱词一定押韵，也就是艺人们常说的“有词有韵”，从而达到“上口”。“有词有韵”的唱腔，有规律可循，便于演员记忆，观众又感悦耳动听。先生与人论艺常以“字正腔圆”为题。先生编写的唱词，注重通俗畅晓生动，用韵贴切自然，因而为艺人称道，乐于演唱。
2、剧目创作与演出形式的改革
玉溪花灯的演出形式，多数是团场歌舞、小唱、先生与观众感同身受，不满于已有的单调的演出形式，乃积极探索新的路子。他首先从剧目入手，将花灯曲调《虞美情》的固有唱词内容，改为有人物、有情节的花灯小戏，为区别于小唱，乃命名为《苦虞美情》，并进行演出实践。继之，又将扬琴坐唱《白牡丹卖药》编成戏文，搬上舞台（花灯曲调《老道琴》在剧目中首次使用）。此类改革尝试，受到观众欢迎，将说唱本《割肝救母》写成条纲戏搬上舞台。此后，先生根据说唱及民间传说等改编演出的大型条纲戏还有：《三孝记》、《金铃记》、《艳娘出家》、《七仙女》、《后母泪》、《安安送米》、《拜寿记》等。此外莲花池老艺人金凤文回忆：1944年梅园庆祝玉龙寺牡丹开化，举办灯会三日，演出过佘四先生移植、导演的《西厢记》。
3、培建花灯艺术人才队伍
先生培养花灯艺人，尽心尽力，因材施教，善于诱导，因而高徒辈出，我省著名花灯老艺人熊介臣、佘家柱、佘家有、丁本义、贺继盛、李芹、唐光龙、袁留安等，皆师出其门。其子佘荣琨也从之学艺，一九五三年曾随西南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大会，演出《玉约瓶》。
先生于1931年至1934年在安宁教灯，课徒五十余人。1935年在安宁余官营教灯，课徒三十余人。为了增强学生对玉溪新灯的实感，提高教学质量，于1936年专程返回玉溪，与李自明(玉溪莲花池人，人称“铁嗓子”)拢班，邀约李自文、朱顺玉、李连春、徐忠才、潘万寿、金凤文、戴有功、李兴、金凤元等艺人组成灯班。在当时，这样的演出班子，可算得人才济济、阵容可观了。他们在玉溪完成春节演出任务后，一同起程到安宁八街、河东、余官营、七街子、鱼鲁街等地巡回演出，并让当地艺徒跟随观摩和进行舞台实践，受到观众热烈欢迎。通过此番示范教学活动，学生艺事精进者达十多人，其中余开显、张德禄、张怀庆等尤著。是故，该地花灯演唱基础坚实，带班有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绵亘传唱至今，从未间断。
昆明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所属的昆明花灯组（后改称“昆明市花灯联谊会”）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佘四先生接受该组织邀请，教授新文艺工作者演唱花灯技巧之时，正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春城、敌我双方斗争异常激烈的时候。戴旦同志有鉴于此，在邀请先生时，对先生的安全问题表示关切，不料先生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淫威所吓倒，而是毅然表态：“我不怕！一定来！不要你们的工钱。”闻之令人肃然起敬。戴旦同志为了确保大家安全，觅得劝学巷空屋一间，集中学习。参加学习的同志有：黄加授、陈汝德、陈椿、徐汝良、袁留安、段鉴兰、张桂英等，苏义、王旦东两位同志曾经编演过“抗战花灯”，对花灯比较熟悉，因而担任学习辅导。“九一·三”全市大逮捕开始，小组活动才被迫停止。组上同志深感先生精神可贵，每人凑半开一枚作为贽敬，但先生拒收，送钱的同志只好放下银元，迅速抽身离去，先生无可奈何，只好收下。
1952年冬，佘四先生已经年逾古稀，为了培养后进，仍主动承担剧团内部示范演出的组织工作，并在《白牡丹卖药》一剧中扮演吕洞宾，执教之恭，耕耘之勤，可谓“鞠躬尽瘁”了！
先生重视花灯唱腔艺术达到入迷的程度，毕生尽心研讨，尝言：“玩灯不善唱，唱死无人看。”所以有一次先生扮演仙家，演到“等我袖拈一课——”时，也要板唱上一段，至今成为趣谈。先生矫枉过正，似近偏颇，但“唱”是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是事实。为此，他不断提醒学生，花灯要以精采唱腔表情达意，感染观众，充分发挥唱的艺术效果，不能轻视、忽视“唱”的重要性。
三、离开人间
先生一生清贫，品格高尚，作风正派，待人接物，平易近人。戏曲界艺人反映：“四先生为人好，硬是好！”“先生做人最贤、最好！一辈子都对人好！”凡与先生交往过的人，都同意这样的评价。
先生晚年，银髯垂胸，粗布蓝衫，清浆白洗，和霭可亲，忆其风采，令人常生仰慕之情。
一九五三年冬，先生留下宝贵的戏曲改革实践遗产，留下美好的形象，安详地阖上双眼，与世长辞。花灯、滇剧之专业、业余艺人，及其亲友故旧，深感痛悼！纷纷赶至玉溪人民戏院，瞻仰遗容，积极参与后事，自发组成送葬乐队，多达四台，送葬行列，长近里许，有关党政领导机关派代表参加，备享哀荣。（刘宝贤）
来源：玉溪市文史资料
编辑：宋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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