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欢乐

　　2006年4月，一个被称为“山歌三人组”的神秘乡间演唱组合，以演唱土哩土气的民歌和同样土哩土气的妆扮出名，在新浪网受到热烈追捧，点击率近千万之众。新浪网不辞辛苦，把三位演员及其制作人请到北京，做直播采访，引起网友更大兴趣。网友的兴趣不只在“山歌”表演者的质朴和笨拙，还在歌词的简单、“龌龄”、直露得令人目瞪口呆，更在“山歌”的演唱者和制作人全是地道农民，云南嵩明县人。

    网上所称“山歌”，其实是云南花灯，中国听众已经陌生的花灯，被几个云南乡下人闹出了石破天惊的名声。

　　花灯是市俗百姓的欢乐。

　　曲调简单，歌词随口编撰，白菜罗卜、抽烟喝酒、婚丧嫁娶、张大妈李二婶，小三妹王大哥，赵家的婆娘陈家的男人，在演员的说唱中随处可见，内容与身体有关，相比社会上层的虚浮轻泛和假大空，花灯演唱中的质朴和诚实，更加可靠和无法抗拒。

　　玉溪花灯老艺人严艺昌，建国之初参加政府组织的人民俱乐社花灯组，进入专业表演机构，直到退休。他回忆自己的花灯生涯，追溯建团之初的艰难，却让我听出了花灯表演中透出的随意而浓郁的民间性。他说，当时人民俱乐社里的花灯组，就是现在玉溪花灯团的前身。开业条件差，没有乐器，大家动脑筋，很快就想出办法。比如没有打击乐，就找村里的“斋奶”，也就是本地吃素信佛的女人，把她们家里的木鱼借来，演出时再凑几只茶杯，就行。左边敲木鱼，右边敲茶杯，低音响过，高音又起，叮得叮得，并无人计较。

　　后来，军分区文工团调来一个领导，此人会弹钢琴，人际广，找来更好的京剧打击乐器，就开演《王贵与李香香》了。清脆声响起，演员出场，嚓嚓嚓地敲得急切，就是“坏人”登台了。有了打击乐，就比没有强，这就是花灯。只要有器乐，再有演员，就可以上演，也可以台上下一片欢乐。

　　　严艺昌老先生当年所在的花灯组，乐器从无到有，戏从小到大，剧目从少到多，何时有欠缺，就地解决。为了演更多大戏，琴师严艺昌专心研究，自己制作乐器，比如他制作过一把大胡，类似西洋低音弦乐大提琴，这“大胡”可以拉，还可以拨弦。严先生用粗壮木头做杆，还在琴杆最上方雕了一只乌鸦。他的意思是，乌鸦声音低，音高类似“大胡”。回忆到这件事，严艺昌老先生快乐地笑起来。我猜想，雕了乌鸦的胡琴，恐怕只有严先生制作过，中国再无第二把。可是谁在乎这些？谁在乎琴头上方的乌鸦？只要有音乐，有演员登台亮相，花灯可能开场。乌鸦胡琴蕴含的乡村野性和不拘一格的自然天性，正与花灯的市俗欢乐本性暗合。

　　老艺人严艺昌说，我小时候，花灯是逢年过节才演，过年拜灯，吹吹打打，拉着胡琴，小胡琴，唱着过街调，唱那些新《十杯酒》老《十杯酒》。

　　严艺昌先生十一岁学花灯，所谓学，就是跟着玩。这是花灯的本性，玩乐和开心第一，技艺和人生教义第二。人类文化或艺术起源并得以传承的重要理由，正在人类自身的欢乐和身体愉悦的需要。

　　严艺昌先生从艺，与父亲有关。他的父亲是鞋匠，摆摊谋生之余，好花灯，爱拉琴。可以想象，一个靠鞋匠手艺养家糊口的男人，茶余饭后，坐在院墙边或幽暗的小楼上，吱吱嘎嘎拉琴，场面一定感人。琴声和口里的哼唱中，白天的辛苦和夜晚的心事，历历浮现，又纷纷坠落，心情被擦洗干净，日子变得踏实而轻松。好像大树长在土里，处世不惊，又像鸟禽飞在天上，无忧无虑。

　　严艺昌先生说，父亲琴技不高，自己却深受感染，获得无尽快乐，也学拉琴，哼花灯曲调。因为是城区居民，不种田挖地，加之年纪小，逢年过节，就跟人家拜灯玩。

　　拜灯是古老的习俗，也是民间花灯演唱中的重要内容。拜是祭拜，拜天地鬼神、列祖列宗，并为现世后人祝福。历史上，玉溪境内有元宵节迎土主的风习，当地人把迎土主称为过“灯节”或“米线节”。

　　“土主”含义复杂，是神秘的土地神与本地民间能人功臣的混杂形象，寄托了百姓对自然的敬畏和现世人生的理想。灯就是“花灯”，米线为云南人喜爱的主食之一，类似广东广西的粉，细圆长，似线。提到“米线节”，我要特别解释，云南红河州蒙自县一带，因首创“过桥米线”出名，有米线发源地之说。可是，查访玉溪花灯史，了解到玉溪历史上的“拜灯”和“米线节”旧俗，再考察玉溪人在云南米线吃法上名目繁多的精细创造，我茅塞顿开，认为米线真正的发源地也许在玉溪。

　　此是后话。

　　旧时玉溪人过“灯节”，迎土主、吃米线，要持续三月之久。从正月十六元宵节过后开始，擅长吹拉弹唱的花灯名人，就广受邀请，带上人马出发，沿村祭拜。花灯班子进村，要在村里每家人的门前停留，唱唱跳跳地“葳”，用传统祝福唱词，送上一年一度的问候。接受拜灯的村里人家，会开门迎客，高兴地放鞭炮，端出糖果瓜子，向拜灯艺人表示谢意。拜灯人依次走遍村中小道，访遍全村三四十户人家，一天的时间就在快乐中消逝。日落时分，拜灯人被村民请去吃饭，饭菜费用由村民凑出，饭桌摆在村里的富裕人家或宽阔空地，饭桌上有米线，一定有米线，然后有玉溪传统节日酒菜“八大碗”。酒足饭饱，村里已搭好台子，于是登台演唱，闹腾到月上中天。

　　次日，拜灯人又被外村接走。

　　村里过“灯节”，不仅有花灯艺人登门拜唱，各村亲友也要出门互访，乡间田野，一派喜气洋洋，非常热闹，有人来家里看望和问候，同样要吃米线。

　　村村过“灯节”，都要请名人演唱，名人不多，轮不过来，有的村子就自己搭台玩耍，自演自乐。从农历正月十六起，到三月栽插节令降临，“灯节”才近尾声并宣告结束。

　　严伟说，这是全世界时间最长的节日。

　　乡村有“灯节”，城镇也有。城里居民中，会唱会跳的花灯爱好者相约，在元宵节过后出动，沿街巷走访，逢院门和店铺就拜，唱祝福之词，献各人绝技，被拜灯的人家，也会欢天喜地，开门送出点心或红包。

　　严艺昌先生从十多岁起，就跟拜灯人四处玩，度过了无数快乐时光，并在快乐的玩耍中细心求教，记住了复杂多样的传统花灯调，掌握了娴熟琴技。拜灯人只是爱好者，均另有专门的谋生职业，过节偷得空闲，才纷纷相邀，出门唱了玩。对节日的拜灯人来说，点心红包是酬劳，玩得开心是更大的酬劳。在云南玉溪，旧时喜好唱花灯玩乐者，人称“玩友”，有顺口溜生动描绘过花灯“玩友”：“新春正二三，玩友最吃香，拄着弯把伞，走路拽叮当，拎着妆头箱，夹着二胡担，唱着咿得哟，喝着酥肉汤。”

　　在云南玉溪的传统节日酒菜中，猪肉切成块，裹上鸡蛋面粉，放到菜油中炸出，再投进锅中用水煮软的“酥肉汤”，位居“八大碗”之首，是本地人最爱。

　　旧时的玉溪人把花灯玩家称作“玩友”，令我深感惊奇。这个词，四十岁以上的昆明人很熟悉。文革时期，昆明人把城里不务正业并惹事生非之徒叫做“玩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昆明“玩友”，几乎就是流氓，为正经人所不齿。没想到，三十多年后，我竟在玉溪花灯史的寻访中，偶然获得此说的出处。玉溪花灯的繁荣兴盛，以及玉溪花灯在云南的影响力，也可以从中看出。

　　当然词意已变。

　　我玉溪花灯的“玩友”，又联想到京剧的“票友”。“票友”与“玩友”，一字之差，含义大不同。玩友重在玩，迷恋身心的快乐，俗世的纵情狂欢胜于一切。

　　四 野花

　　花灯的俗世快乐，牵出了我的思索。

　　若干年来，中国传统表演艺术一直呈衰微之势。京剧看客渐少，云南滇剧亦然，昆明市的平剧团和花灯团，好像已经解散，或者名存实亡。有人说时代使然，无可奈何，确有道理。据传，有中国人去欧洲，打听歌剧现状，对方的回答也较悲观，传统表演艺术后继乏人的事实，是全世界面临的困境。

　　尽管玉溪和某些县城，花灯仍受百姓欢迎，在云南的很多城市，专业机构的花灯团已难以为继，有的早被撤消。

　　只有百姓自发组织的花灯演唱兴盛不减，好似野花开放在山坡。

　　人有生死，草有荣枯，不必惊奇。不过，某些解释，似乎简单化了，比如花灯，为什么有些地区衰微，另一些地区却在复苏和兴盛？为什么昆明花灯团难以为继，玉溪花灯团却每天排练，经常演出？玉溪的乡下人竟然兴致勃勃地组建灯会班子，隔三插五自己组织演出？为什么宽大整洁的剧场门庭冷落，露天广场的花台边和树阴下，却有男女围成圆圈，冒着无遮无挡的风雨，顶着紫外线强烈的云南灼日，唱花灯如痴如醉？

　　不可否认，作为农耕文化的产物，花灯在现代中国的城市化历史中，吸引力正无可挽回地减弱，更多花灯爱好者集中在县乡村范围，现代城市里的自发演唱花灯者，也以老年居民为多，这种演唱艺术，确实类似乡下祖父母的往事。

　　发源于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甚至更早年代的艺术，今天一定衰落？花灯的生命究竟依靠什么来支撑？云南嵩明县的几个乡下农民演唱花灯调，为什么惊动了最时尚的现代网络传媒及其年轻网民？

　　我在网上的视频文件里查看过云南嵩明县的“山歌三人组”演唱，并听到相关传闻。据说，有音像制品发行人与“山歌三人组”配合，汇集了歌词撰写、影像拍摄和碟片生产一条龙的人马，大赚其钱，市场销售极佳。我对市场没有偏见，也愿意看到文化产品越来越辽阔的销售前景，不过，“山歌三人组”演唱中过度的肉体追求和其它低俗噱头，我不欣赏。我在有关花灯的查寻中，知道传统花灯演唱注重“市俗”趣味，也知道其传之久远的肉体方向，却认为刻意低俗和表现肉体趣味，是另一种偏颇。

　　俗世的欢乐不能用庸俗滥俗或低俗做解释，不过，“俗”却是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生。俗是生命的真相。吃喝拉撒、打情骂俏、男欢女爱、生老病死，无好坏之分，只是事实，是百姓的切身经历和生命的真实经验。套用当下的流行概念，“俗”就是原生态，至少是世界的原生态面貌之一。

　　花灯的衰落和复苏，与“俗”或“不俗”有关。

　　文化和艺术的原生态说法，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教儿童诵读中国文化经典的建议，有些人可能也听说。不久前看电视，听到一位国学大师恢复科举的愿望，受启发，知道他话中之话。后来读杂志，发现有人提出新主张，对中医师徒相授的家传秘法很赞赏，提议重新考察，让我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另有理解。当下中国，已经有人动手，返本溯源，对古代中国的思想、经典文献、乡土艺术展开渐次清查，寻找时间遮蔽的中国文化真相。

　　俗世花灯的草根性品质也需要反省，花灯的创作和表演也可以有所改变。

　　改造和创新，正是玉溪花灯的特点。

　　在云南，玉溪花灯又被称为“新灯”，理由是富于创新改造。如前所述，花灯的古代传统，分三类，一类是民歌和市民小调，歌唱载插节令、自然社会风光和人生故事；二类是歌舞，多在节日庆贺或祭祖拜神时演出；三是花灯小戏。小戏杂揉了民歌说唱和歌舞表演，又更多偏向汉族经典戏曲或其文本片断，表现出更显复杂的人生场景。玉溪花灯之“新”，首先体现在花灯戏曲化改进中取得的成就。

　　不只是花灯小戏向隆重的戏曲方向发展和改进，玉溪老花灯艺人，更与本地乡绅秀才或专业研究者配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灯夹戏”，即花灯与滇戏结合，花灯演员与滇戏演员同台，相互穿插，各显神通，令人耳目一新。

　　玉溪花灯的戏曲化发展方向，又带动了花灯曲调的改造。

　　戏曲化的花灯演唱，需要规范和典雅，玉溪艺人就把繁杂的花灯曲调作出整理，归纳出“五大调”，在花灯的音乐表现方面形成本地区的庄重而稳定风格。

　　花灯“五大调”，是玉溪“新灯”的第二个特色。

　　清朝末期，玉溪花灯很兴盛，乡绅文人兴致很高，纷纷介入，同时，滇剧也向花灯渗透，从此揭开玉溪花灯的戏曲化隆重发展的崭新历史。民国初年，玉溪境内知名花灯班子渐多，影响传开，受省公署邀请，玉溪艺人赴省城昆明演出。其“新灯”别具一格的特色、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琴师演员的出众表现，引起省城观众注目，一时为业内人士奔走相告。部份玉溪老花灯艺人因此受重视，留在昆明，带徒授艺，传播玉溪花灯。

　　玉溪花灯在云南名声日隆，推动了本地花灯的迅速发展。同年，玉溪本地艺人新编的花灯戏《出门走厂》，以表现玉溪乡民离家出走，到云南个旧锡矿打工的凄苦经历为内容，切中现实，新颖真切，引起较大反响，打开了玉溪花灯戏与现实衔接的宽阔道路。

　　民国二十六年到二十七年（即1937年——1938年），昆明大学教师，戏剧研究家王旦东与玉溪花灯艺人协作，组织“抗日救国灯剧社”，改编传统花灯，排出花灯戏《茶山杀敌》和《张小二从军》等。这些切中现实，并与当下政治危机相联系的花灯戏，在昆明文庙公演后广获好评，后受邀巡回演唱云南众多县区，稳定和扩大了玉溪花灯的广泛影响，又翻开了玉溪花灯戏大规模演出新的一页。

　　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次年1月1日，玉溪县人民政府成立，玉溪县内花灯艺人如获新生，纷纷出马，改本地旧的新生俱乐社为玉溪人民俱乐社，社内正式设花灯组和滇剧组。有了政府的支持，玉溪花灯更加发展迅速，半个多世纪以来，佳作不断，成就巨大。

　　根据玉溪花灯团提供的资料，仅1978年至今的二十七年间，该团就创作了大型现代戏16个、搬演大型古装戏52个、创作和演出了小戏小品21个。兹列玉溪花灯团改革开放后创作的部份著名剧目如下：《军营小院》、《情与爱》、《金银花"竹篱笆》、《卓梅与阿罗》、《江姐》、《五彩河》、《牛虎神案》、《古湄歌》、《蝶双飞》。

　　建国后的玉溪花灯团，在戏曲化发展中，创造了剧目数量多艺术成就大的历史，先后荣获第三届和第六届文化部新剧目“文华奖”、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奖”、“曹禺戏剧奖”、第十三届中国戏曲电视剧“飞天奖”、全国现代戏交流演出优秀剧目奖、中华民间戏剧大赛金奖、中国戏剧小戏“最佳剧目奖”等国家级奖项。

　　严伟略显谦虚地告诉我，不能说玉溪花灯团做得最好，但是，就获奖而言，玉溪花灯团在云南最多，评价也很高。

　　获奖不易，多次荣获国家级奖励更不易。玉溪汉族文化的深厚，玉溪人眼光之高和胸襟之阔，由此可见。玉溪红塔集团跃居云南国营企业之首，成为中国和亚洲屈指可数的经济实体，也可以从本地的文化和历史根源中查寻到原因。明朝迁入的汉族，居滇中丰饶土地，念祖先京城血脉，勤劳精明，才情过人，志存高远，所以诸事均成，成就不凡。

　　不过，玉溪花灯的未来，仍值得思索。

　　旧时具有现实批判意义的花灯戏《出门走厂》的成功，首先不在其批判性，而在其现实意义。民国初年，乡民结队出走，到云南个旧锡矿做工并遍尝辛酸的经历，在玉溪广为流传，是一个生活事实，也就是所谓“俗”。这种贴近阴湿地面和人生真相的“俗”，切中百姓的身体，挑破人心的创伤，所以轰动社会。抗日花灯戏《茶山杀敌》和《张小二从军》，有当时敏锐的政治危机，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紧迫事实，与国难当头时民众的激愤与悲伤密切相关，同样“俗”得恰当，很容易引起共鸣。

　　换句话说，当前的玉溪花灯戏，虽然有很多“现代戏”，可是，“现代”却不只是时间概念，更是一种与百姓的内心相关的态度。要使花灯“现代戏”真正切中现实，就要有现代版本的《打工记》、《张小二买车》、《王老五开公司》，或《骗婚》、《进城看病》、《打官司》、《领导指示》等。名副其实的现代花灯戏，“俗”到野花般的朴素真实，就与花灯的本性一致，也就会更受欢迎，在市俗百姓中再次轰动。

　　此外，过度追求花灯戏曲化，改野花的草根性为典雅端庄，改市俗的广场欢乐为高雅庙堂的肃穆，是否太单一或偏颇？乡下人重建新灯会，居民在露天广场自发演唱，是否在重温野花的芬芳？是否在追怀久违的花灯市俗欢乐？

　　在继承端庄盛大的花灯戏曲化发展史的同时，也重视花灯民歌和民间广场表演本性，注重研究花灯与现实切近的源远流长特质，注重花灯的身体性和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精神，注重花灯的民间市俗欢乐气息，是不是前景更开阔？

　　我在相关资料上获悉，玉溪汉族花灯传入下属澄江县彝族地区，曾演化出名为“松园花灯”的变种，出现父子单传，传男不传女，灯神为女的奇异风俗。可见，花灯在泥土芳芬的民间，不进剧场，同样有百姓认可的神圣和尊严。我还查寻到，玉溪华宁县有单人演唱的花灯样式。当地旧时艺人柯家国，一生单人演出，独自走村串寨，可以一人在台上演男女角，演“我”和“他”的不同人称，可谓一绝。此种“绝”，不只是演艺高超之“绝”，还是民间市俗欢乐与正统庙堂肃穆的隔绝，是民间市俗欢乐独僻幽径，自成一体的“绝”。

　　一个花灯艺人，在空洞的山路上行走，肩挑锣鼓家什，哼着小曲，心里并不寂寞。身边虫鸟飞过，草木茂盛，胸中却翻滚着世俗情怀，眼里流露出安祥纯净的光芒。山道边绽放的野花，同样照亮了广袤的世界。

　　向前看未来，然后向下，贴近和感受泥土的温湿，再向后回溯历史，查寻花灯本源。听自然之音，探市俗百姓之声，惜烂漫野花之芳香，天地会豁然敞开，阳光会更加明亮，玉溪开阔的土地和本地的汉族传统花灯艺术，会更加发达兴盛。（张庆国）

编辑：宋礼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