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对玉溪作社会调查，是从一九三九年开始的.那时我在昆明昆华农校念书，每到假期，我都回到老家度假。在我临行前民先组织叫给我一张调查表，要我根据表列内容认真调查填写,假满回到昆明后交给组织。
那张调查表的项目很多，主要是当地土地分配状况，地主和豪绅的姓名、别号、年龄和住址，占有土地、山林、房产几拥有的武装数量和质量等，还有当地的国民党驻军番号、编制、装备、各级主管姓名、职务、年龄、籍贯、军阶、性格和习惯等。这样项目众多的内容要一一调查清楚，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这项工作对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仍然积极认真地去做好这项工作。
当然，这项工作是极端秘密地进行的，从来没有和别人谈起过。
我每次回老家度假，除作社会调查外，大部时间就是广交朋友，在一起交谈时事，传阅书刊，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情况。那个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对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肆意进行污蔑和攻击，因此，一般人对延安情况和新四军在敌后艰苦奋斗抗击日寇的真实情况很难了解。在看了我带去的那些书刊和资料后，大家都很兴奋，对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艰苦卓绝地抗击日寇表示敬佩，而对国民党反对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感到愤慨。
一九四○年春，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我和石廷献经过几次商量，又通过石廷献和凌庆云、李明星、赵本安共同研究，决定在玉溪成立读书会，定名为黎T。一天晚饭后临近黄昏，我们几个人集聚在华丰楼的楼上一个僻静的角落里，以喝茶为名，开会具体商定了读书章程和互相联系的方法等有关事项，我把带去的《大众哲学》、《哲学初级读本》、《关于列宁主义的基础》、《自然辨证法》、《论世界人民阵线》以及其他一些进步书刊约三十余册交给了当时选出的读书会召集人的石廷献，要他们互相传阅，定期讨论。我还对几本书的内容和重点作了介绍，说了些学习方法。此外，还对当时的国内形势交换和意见。会议以后，他们即有组织地开展了读书和宣传活动，对一些青年产生了影响，一些人以后都参加了革命。那天晚上到华丰楼喝茶的人都已散去，楼上只有我们几个人在那里，而且事先有准备，因此，会议进行得比较顺利。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驻皖南泾县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由泾县云岭出发北移，准备经茂林越岭经过天目山到苏南，然后渡长江北上。一月六日，当部队进至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在该地区底国民党发动派顾祝同和上官云相所部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被迫奋起自卫，血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指导员大部壮烈牺牲，只黄火星、傅秋涛率部队二千余人突出重围。新四军军长叶挺十三日与国民党上官云相谈判时竞被打伤扣留，副军长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则于突围后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国民党发动派在皖南进行了这一血腥暴行后，还对新四军大肆污蔑和攻击，胡说新四军“违反令军纪”，蒋介石并于一月十七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还下令国民党进攻江北的新四军部队。
皖南事变后，我党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我党在大后方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系统报导了事变的真相和抨击了蒋介石的反动命令，中共中央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痛斥蒋介石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彻底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代表全国抗日派声讨国民党发动派摧残抗日力量的滔天罪行，并指示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一切新的进攻。一月廿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分布命令，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辉为政治部主任。一月廿八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继续领导大江南北新四军部队九万余人，坚持敌后抗战。
皖南事变发生时我昆明昆华农校念书。恰值寒假将临。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对新四军进行卑鄙的污蔑和攻击，同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的我《新华日报》及其他进步刊物严加封锁和扣留，指使大后方广大群众很难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据此，我于学校放假后立即返回玉溪，当天找到盛世藩将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给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文即《抗议皖南包围通电》刻印出来，通过邮局，寄给当时的玉溪知名人士，并于当日夜间在新市场、西门城门洞等处张贴。另一份专题材料《新四军在皖南被围迁的真相》因字数多而未及刻印，采取在进步人士中传阅的办法。
我于张贴朱、彭、叶、项的电文当夜便跑回乡间新民家中去了。但第二天整个玉溪县城便闹得满城风雨。一些比较开明和进步人士得知皖南事变的真相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无不表示愤慨。皖南事变的真相在城内和乡间则广为流传。国民党玉溪县党部和玉溪县政府却十分恐慌，都怀疑散发和张贴电文是我干的，来找我祖父（熊从周）查询，我祖父对此事也十分关心，便把我从村中叫进城来，再三追问，毫无结果。便再三劝我不要蛮干，条件不成熟就去蛮干于事无辅，反而会招致损失。还用唐用九来和我长谈了一整天，对国内外形势广泛交换了意见，反复规劝我一定要谨慎从事，不可乱来。从他和我祖父对我谈话的口气看来，他们对散发和张贴电文一事是我干的已经确信无疑。还有个邓可庄也来找我，要我详细介绍皖南事变的经过，我和他对形势畅谈了许久，给了他一份《新四军在皖南被围迁的真相》。
我在玉溪越了来越感到形势不对，便离开了玉溪，绕道来到昆明，而昆明更是一片白色恐怖，出售进步书刊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已被查封，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我不能再到学校去了，便跑到了重庆，准备去延安。但重庆办事处的同志告诉我去延安的交通已被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我方汽车已被扣留十八辆，形势非常紧张，要我仍在大后方隐蔽一个时期再说。这样，我便在四川隐蔽下来，同年秋，回到云南进了云大。（熊翔）
来源：玉溪市文史资料
编辑：宋礼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