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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下半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武汉、上海的胜利形势下,为配合全国解放，玉溪地下党组织更加广泛地开展着各项地下斗争的工作。
国民党玉溪民卫总队第一地区指挥官冯康龄，早就与党有所接触，1948年就曾为我滇南游击队处理过一些战利品，买回了一些当时紧缺的药品和枪支弹药。在上层工作有一定基础的情况下，为了做好士兵的发动工作，玉溪地下县委派我到该部三中队开展地下革命活动。记得是1949年7月，地下县委委员、我的领导人李竹问我：“党想派你到国民党部队去开展工作,你敢不敢去?”我回答说：“敢去，只要革命需要，党派我到什么地方，我都敢去，一定完成任务，搞好工作。”她就拿了一张盖了指挥部关防大印的聘书给我，聘请我为该部文化教员。李竹交待说：“你的任务是在士兵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发展党和‘民青’组织，军官的事不要过问，有什么问题、开展工作的情况随时可以到简师找我汇报，明天就去报到吧!”第二天，我到指挥部找到了冯康龄，他很高兴，说“你来了，很好！很好！我们欢迎你，让三弟康诚带你去。今后遇到什么问题、困难、给康诚说，有空随时到家里来玩。”
冯康诚就带我去三中队，介绍给中队长冯廷康、分队长冯保全、万来兴、朱长林等人，他们免不了恭维一番，“你年轻有为，以后请多多指教。”我也只好回答：“不敢，不敢，我们不过问政治，只是开展些文化娱乐活动，给土兵们讲解些普通常识，实际上只是唱歌、跳舞，让士兵们生活得活跃一些，承蒙指挥官和各位看得起，还要请各位多多帮助。”起初我还奇怪，他们为什么知道解放军的编制情况。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部队的官兵，很多都是兵游子，有的被抓兵在东北就与解放军打过，起义或被俘放回、被打散逃回，有的是编入解放军后又逃回来。因为民卫总队的兵，都是各保(约百户人家为一保）摊派，每保二人，每月各摊派给半开(银元)二十元，指挥部又发给五元。这些兵游子种田不习惯，在这里当兵不上前线，还有薪水，也就重操旧业。不愿继续干的，给保长说了，下个月保里找到合适的人，还可以换，省或中央来征兵，也可以免去，在地方上服役，离家也近，休息就可以回家，个别的还抽大烟(鸦片)。队长们简单地介绍一下部队的日常活动后，姓冯的两个队长交换了一下眼色后，想试试我这个年轻学生的能耐，中队长就说：“按照我们部队的老规矩，每天三操两讲堂，就让指导员负责一操一讲堂吧！”冯分队长就问我以为怎么样。我也就从容的回答：“可以。今天你们照常进行，明天开始吧！”安排好床铺，我就到处走走，熟悉熟悉新环境，与特务长(事务员)、文书上士、炊事员等都认识认识。下午回简师向李竹汇报情况，并请示这一操一讲堂怎么上。经请示同意，我就给他们讲《社会发展史》，歌舞只要我会的什么都可以教，晚饭后和晚上就在士兵宿舍同他们聊天、闲谈，了解他们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趋势是怎样看，以及他们各方面的情况及思想。
次日，我同士兵—同早操。早餐后，中队长和分队长们来了”，值星官(分队长)叫集合，各分队值日班长把分队集合好，向值星官报告分队应到人数、实到人数，值星官向中队长报告实到人数。集合完毕，中队长就说：“指挥官对大家很关心，派指导员来给大家上课，大家要用心听，严格遵守讲堂纪律，现在就请张指导员作指示。”接着我就开始上第一课：“社会发展总趋势”，给大家概括地介绍《社会发展史》的内容，如：人类社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经过了几个阶段，它将向何处发展，怎样适应和推动社会的发展，结合士兵们的宿命论、无所作为、糊涂混日子等思想进行讲解。为了不让反动派抓住口实，进行迫害，讲资本主义以后就讲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进入“大同世界”、“天下为公”。这很符合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思想，大家听得懂，也容易接受，只是不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抬出来。下课休息十分钟，就由他们分队长教超越障碍，如何利用地形地物等。接着是午餐、休息。下午也由他们的军官上战略、战术课，战例讲解等，接着就操翻(摸、爬、滚打、瞄准、射击等)。生活也还有规律，给我的印象是呆板、枯燥、官兵之间界线太严，呆笨点的人，几次教不会，免不了挨打。晚饭后，由我教唱歌，唱进行曲操齐步，或教跳舞。为了跳舞展得开、齐步走得齐，教除歌外，多数时间是带到玉溪中学外草坪上、操场上去活动。
第一次课后，中午吃饭，我就问中队长和那些分队长“这样讲怎么样?请各位多提意见。”也不知他们心里怎么想，模棱两可地说：“不错、不错，头头是道，大开眼界，真是高见，高见。”
我所负责的一操一讲堂就这样日复一日，循序渐进，试探性地进行着。起初只讲一些政治性、鼓动性不太强的，如类猿人如何进化成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人与动物的区别等等。每讲也结合破除迷信，讲解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如人不是死人托生(转世)来的，人的命运不是天生不可改变的，皇帝也是人，风、雨、雷、电、霜、雪都是自然现象，并没有什么鬼神等。慢慢就讲私有制、阶级、国家的产生，直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每一个社会形态分三四次讲完，还插进了一些解放南京、兰州、广州及国民党重要将领起义、被俘的消息。
教歌舞也是这样，先教《当我们同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再教《农夫怨》、《黄泥路上》等揭露国民党的横征暴敛的歌舞，后教解放区歌曲《金凤子开红花》、《山那边有好地方》、《军队进行曲》(就是《解放军进行曲》)、《奋勇前进》(就是以朱总司令命令为内容的：“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解放全国的人民……”。)直到《你是灯塔》，只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改成了“伟大的中国学生们”。他们跳舞笨点，走齐步、唱进行曲还是整齐的，这些歌舞都是流行于学生中的，只有《奋勇前进》是从李竹给我的歌本里选出来的最新歌曲。
这些都是掩护性的工作，除此之外，我的最主要的工作还是组织工作。我每天除一操一讲堂和去汇报、请示工作外，都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本人经历、对反动统治的态度。当时我看到老的经历复杂，兵游子多，不易接受新事物；中年的有妻儿老小，顾虑大；青年人接受新鲜事物快，有朝气，顾虑少。我在普遍了解、考察的情况下，决定重点培养一个小矣资来当兵的张学秀，此人二十三岁，不欺侮别人，人缘好，在士兵中有一定威信。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应该当兵，因为穷，出不起钱请兵、养兵，才来当兵的，对贪官污吏，土匪、恶霸、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非常痛恨。在交谈中，他表示愿意起来革命，对我上课和平时讲的道理，都非常赞同，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就给他讲玉溪也有共产党的组织和受党领导的青年外围组织——“民青”，在统一的革命组织领导下，团结起来，互相配合，革命才能顺利开展，早日翻身解放。他也很想找组织和加入组织，我向领导汇报了他的情况后，转达了他要求加入组织的愿望，研究后就决定发展他为党员。他只读过两年小学，由我代写了自传(代申请书)于1949年8月下旬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学秀入党后，我又同他多次研究，分析了表现较好的一批人，决定加紧培养四人加入“民青”组织， 经汇报、请示、批准，于9月上旬发展了二人，10月上旬发展了二人。领导指示，我不要以组织成员的身份在过多的人前露面，就都由张学秀单线联系，成立两个三人小组。这一段时间，主要是要他们树立组织观念：随时要想着自己是革命组织的成员，要密切联系群众，起模范带头作用，肯帮助人，不怕恶的，也不欺弱的，广泛地团结人，教育人，使人们能信任我们，跟我们走。也要严格保密，组织内的事，不该知道的不要问，也不能问别人是不是参加了组织，各人照组织的布置行动就行了。万一发生意外，就是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也不能暴露组织，出卖同志。还随时给大家传达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如解放江西、福建、湖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军打到广州等。大家都很受鼓舞，天天在计算解放大军的进程，盼望早日解放。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组织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公开化，大型化。玉溪简师两次大的时事报告会，为避免地痞、流氓的捣乱，我和冯则毅（简师学生）都奉命穿上军装，在周围巡逻，负责保卫。10月中旬，李竹通知我：“国民党省主席卢汉投靠了蒋介石，发布了‘九·九’整肃今，昆明在抓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你在指挥部已经暴露，必须及时撤退，不要再去三中队了，你告诉三中队的党员，有个叫‘耶酥’的人来同他们联系，今后的活动，听‘耶酥’的指示。”我去三中队告诉了张学秀，就与他们脱离了接触。
指挥部这个三中队，平时训练有素，部份战士有实战经验，装备良好：每班一挺轻机枪，共九挺；预备射手除预备枪筒外还有手枪；其余百人，都有德造“花号”枪，并能熟练拆装，黑夜排除障碍，所以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后来得知这个“耶酥”不曾来接头，我又严守纪律，西调(冯井)东调(东边山)，不便过问，致使他们断了关系，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只是为冯康龄的起义和冯康诚组建的反蒋人民武装滇中游击大队起了思想准备作用。
致于冯氏弟兄的政治态度，党史会上，我曾问过李竹，她拿给我的聘书是哪个拿给她的，她说：“记不清了”。冯康诚说：“是冯康龄向负责统战的同志提出请求，派一得力干部到部队工作。聘书是我叫文书写的，关防大印是我盖的。”我到职后，不论向士兵讲什么，教什么歌舞，从事什么活动，他们从不干涉。他家四弟冯康毅与我是同班同学，相处很好，我也曾到他家去玩和吃饭，问到他们对我的讲课和所教歌舞有什么意见和看法，他们都说，“很好，不错！这样教下去，士兵生活会更活跃，教什么军事知识也会学得更快，我们早就盼着你来了，”我不辞而别，他们也不追究。（张世雄）
1989年5月20日
来源：玉溪文史资料
编辑：宋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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