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鸿祥先生(字仪廷)，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酷爱藏书读书，直至临终之年。
先生的大量藏书，不仅为经世治学的重要读物，且有不少是善本书。这些善本书，是他1917年在京期间，请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傅增湘(叔和)为自己精心订的一批书目并大力协助搜购的，包括《二十四史》(百衲本)一套，张元济主编的《四部丛刊》全部，计二干册，涵芬楼《烬余书录》等兵法书有《孙子兵法》、《吴子》、《六韬》、《黄太公问对》、《司马法》、《尉缭子》、《诸葛亮集》、李靖：《李卫公问对》、戚继光：《纪效新书》等帅兵业式必读之历代兵书，以及先生在日本期间购置的日文军事、军事地理书籍、留学时的讲义、笔记，此外还有《水经注》、《水经注笺刊误》等图书，全部由北京运至昆明家中珍藏。学子及袍泽故旧常相借阅，惠众良多。
1927年，先生滇宅被火，佣人于惊慌失措中，顺手将放置桌上的一册书帖——《旧拓温公碑》——带出。后来陈荣昌先生在此贴中题跋道：“翼(仪)廷老友藏此欧贴，旧拓之善者也。翼(仪)廷入都(应为居沪)后，其家人不戒于火，百物俱尽，此独岿然存。前人于古物历劫(不毁)者，辄曰：“神鬼可获(护)，岂不信欤!壬申(1932年)二月，困叟识”。
李鸿祥先生辛辛苦苦购置的藏书，不幸毁于一旦。最为可惜的是大批来往信函、电文、札记、诗作、珍贵文物书画，名家所刻金石印章，被火烧毁。包括先生与蔡锷、谢汝翼等历史名人的往来信函，帅兵援川时与蔡锷等人的电文原稿、原件，(好在援川全部电文，先生曾送原云南省军政府附本一份，作为信史，留存至今)。
先生爱书如命，痛惜不已，曾将此事写信告诉在北京的老友严天骏先生，严先生复函《致李仪廷省长慰病灾书》中说：“赐函奉悉。……近闻大恙未复，回禄波及，良用慨然！……愿绝自支厉，勿遽馁也。……图书被毁，可以复购，似不足措意，惟调摄宜亟耳！”可见李鸿祥先生爱书之情至深且厚。
先生好学孜孜不倦，1923年至1931年在沪9年期间，除游览名山大川和必要应酬外，几乎是足不出户，遍览群书。滇寓藏书虽被火毁，藏书之志反而更坚，锐意搜购了大批图书，重购了《二十四史》，添购了《资治通鉴》、《读通鉴论》、《万有文库》一套(计二干册)、还选购了屈原、杨子云、陶渊明、李白、杜甫、黄庭坚、苏轼等人的一大批辞赋诗文专集，和不少论诗论文的结集。
1932年秋，先生应云南省主席龙云邀请返滇，先生将其在沪购置的图书，全部装箱运回昆明，权住昆明市府东街友人陈价(清举人，任过云南省财政厅长)家中。先生回滇后，又购置了《云南丛书》一套，《读史方舆纪要》等一批图书，还有很多书帖、佛学书籍，共计六千多册，辟室珍藏。文革期间丧失殆尽。
李鸿祥先生学不泥古，注重独立思考。这在八岁时听塾师赵维三老师讲授《孟子.上章》“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从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鸿祥先生说：“受之于民就可以了，何必再让天来接受。”赵老师因之愕然，深以为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注重调查又是先生的一个特点。先生熟读过《读史方舆纪要》、《水经注》及不少军事地理书刊，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喜游名山大川，每至兵家必争之地，必了解其历史文物，体验当地风土人情，注意观察地形地物，这与先生的军事专业有关，故此兴趣异常浓厚。又如，他为了解三宝太监郑和的历史，亲到玉溪石狗头村访问，找到郑和家谱；他主持修撰《新玉溪县志》，请费孝通教授对玉溪农村做了典型调查，成稿字数达二十万言；请冯景兰教授考察了玉溪地质和矿产，写出了很有价值的考察报告：《玉溪地质矿产》，成稿字数达1.7万言。
李鸿祥先生的治学目的是学以报国，学以致用。庚子年，他在玉溪龙山无量寺读书时，闻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国家蒙受奇耻大辱，为此他曾经写诗一首，指责李鸿章“迟徊霸沪渎”，西太后率光绪皇帝逃跑，先生感愤国家山河暗淡，自己“无份请缨”。赴日留学后，他为了寻求救国之路，到日本锦辉馆听孙中山先生演讲救国主张，并参加了同盟会，自此，更加勤奋学习，决心以武力推翻满清政府，企图改变国体来拯救国家。
我国著名学者刘文典(叔雅)教授，与李鸿祥先生乃是莫逆之交，每出学府，必为座上客。对先生为人治学之情了解至深，刘教授在《李仪廷将军七旬寿序》中说先生家富藏书，治学刻苦，“研文史于三冬，诵诗书于二酉。折旋儒学兼登释老之门，轩翥武庠入孙吴之堂奥。量沙计米，擅磨兵减灶之奇；披帜搴旗，究贯贯札穿杨之妙。遂乃道通三略，学贯五明。奉檄治兵，练才讲武。裹粮坐甲，鼓商行阵之容；仗信推诚，歌舞表将军之度。”又说先生在云南重九起义、率师援川、通电讨袁等政治活动中“七纵七擒之略绩著，江门百战百胜之勋。”还说先生任民政长期间“临民惠以春风，兴文教于南服，遣游学于西欧，中矣之治绩可追。……”文中说了李鸿祥先生学以致用，用而有成的情况。虽然，这是一篇赋体文学，用典比附，设辞华美，但皆言之有据。
先生学习能够虚怀若谷。他在《仲叟诗存跋》中说：“……余奉调入都，(与严天骏)风雨联床，朝夕晤谈，时以道义相砥砺，诗文相商榷，得益良多。”可见一斑。云南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对先生关怀备至，先生渴望学习新知识，虽是耆耋之年，仍坚持天天看报，1963临终前两日正在读报之时，突然双目失明，过了一下，情绪恢复正常，要李光溪同志继续读给他听。
先生喜欢论学，常与陈古逸、周钟嶽、由云龙、王灿、刘文典、费孝通、罗庸、冯景兰、钱穆、孙福熙、郑一斋等名人学者论学。论学中不分长幼，与袁嘉谷的大弟子李士厚、陈古逸的大弟子孙乐斋、云大教授朱应庚、现代诗人聂索等皆为忘年之交。他们在一起探微求奥、泛及书法、艺术、诗学、儒学、佛学等范畴。
晚年尤好研讨佛学，与佛教名僧宝静法师、太虚法师、正法方丈、柬悟觉上人、自悟和尚等研讨佛学哲理，多所领悟，间有唱和，其题玉溪无量寺佛殿联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众生畏果菩萨畏因。令人深思，耐人回味。”
先生的治学精神，令人钦佩，道德情操，令人景仰，文韬武略，令人向往。难怪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的大弟子——李士厚君礼拜先生为及门弟子，并热情为先生编修《李仪廷先生年谱》。（刘宝贤）
来源：玉溪市文史资料
编辑：宋礼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