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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玉溪滇剧团副团长李钟发与地区文化局艺术科科长陈天佑共同创作的大型现代滇剧《朱德与唐淮源》（原名《血染中条》）于1988年完成初稿后，就引起了行署文化局和滇剧团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们以认真求实、开拓创新的精神，有远见地做出决策，把这个剧目当做硬件来抓，列为剧团向国庆四十周年献礼演出的重点节目，由我担任这个剧的导演。
由于该剧题材大、份量重，是一个难度高、比较复杂而又繁重的系统工程。为了完成好这次任务，领导安排李钟发和我到山西省的中条山几其他地区学习考察。
1989年4月17日，我与李钟发离玉赴昆，根据他事先与唐淮源的三儿子唐叔华先生（在山东医疗器械厂工作）联系好的方向、路线、翌晨，我俩就乘火车沿成昆县北上，先后到达成都、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市地县找有关部门和人士座谈收集采访。所到之处，均受到了当地政协、统战部门或民主党的热情帮助与大力支持。在西安，陕西省委统战部开介绍信让我们去档案馆去查阅资料。在山西运城地区的夏县，政协主席专门给我俩介绍了昔日中条山大战的大事后 ，赠送了夏县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统战部门的领导又专门给被采访者打电话，预约会见的时间和地点，为我们的采访工作提供了方便。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的西南部，背靠黄河，是依山傍水、地势险要的天然屏障，又是渡河进如关中的重要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任务在身，顾不得长途跋涉之苦，晓行夜归。我们很早就起床赶班车到锚津渡（地处黄河边，对岸就是河南省）等我们到达渡口集镇时已是中午，这时狂风怒号，黄土飞扬，泡桐树被刮得东倒西歪，炎热的初夏还犹如寒气透骨的冬天。黄河水急浪涌，码头上的渡轮早已停止运作，而等待渡河的各式运输车辆，如冻僵了的长龙蜿蜒于山峦之间，驾驶员们一个个踡缩在车内御寒。我们乘坐的班车到达终点以后，事先约好在车站等待采访的人，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们只好根据询问的情况，进镇去挨户敲门打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当年跟随唐淮源军长转战沙场，九死一生的报务员、现已离任的冀子耕同志（他参加起义后，在新疆军垦农场工作，任上尉职务）。他既当年的参战者，又是历史的见证人，他热情地介绍了昔日朱德总司令与唐淮源将军长来长往的弟兄情谊及国共合作奋战日寇、威镇中条的战斗豪情（1937年至1941年的四年之内，共打退日寇十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并沉痛地追叙了那次惊心动魄的中条山战役。
1941年5月初，在中日双方的军事对抗中，日寇先是频繁地调动军队，尔后就明目张胆地从风陵渡大量搬动渡河物资（晚上又偷偷运回去），施展欲攻取洛阳，实际上是暗夺中条，打开通道进关中的奸诈伎俩。第五战区长官部慌了手脚，害怕洛阳有失，因此在战略上作出了错误判断，撤出了驻防中条山的友军去增强洛阳的防务，致使第三军吃了大亏。
日本鬼子装备精良，兵力又数倍于我（七个师团）。一天拂晓前，日军用闪电战术从三面进攻第三军，首先是敌机乱番轰炸，地面上重炮轰击，顿时整个战区变成了一片火海，使第三军遭受了巨大的伤亡，紧接着是坦克、装甲车扫射开路，步兵跟随其后，空降兵自空而降强占了各个山头的制高点。面对凶残的日本强盗，凡是没有被炸死、一息尚存的三军爱国官兵，唯以死相拼，双方形成了胶着状态。特别是在反复争夺制高点“拉锯式”的战斗中，我三军官兵更是打得英勇顽强，使日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唐军长率众与敌人浴血奋战了数天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又孤立无援，最后边打边退至县山上的一间土屋内。
当时警卫连战士已大部分牺牲，我们几个通信兵和报务员，实际上早已成了军长的贴身警卫，站在距土屋十余米处的坡坎下持枪警戒。突然听到屋里一声枪响，大家都浑身打颤，但又不敢回身观望，只能互相以目相示，预感到军长出事了。军长的女婿（辎重营长）从屋里跑出来，他半响说不出话来，欲哭无泪，脸色铁青，大家又惊又骇，很想过问唐军长的情况，但谁也不敢开腔。此时山梁那边的枪炮声越来越激烈，说明阻击部队与追踪而来的日寇正在交火，形势险恶，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过一会儿，担架队和警卫人员抬着负了重伤的寸性奇师长（云南保山人）退下来刚好路过此处，寸师长躺在担架上看见军长的女婿，还关切地问：“军长怎么样了，还好吗？”营长急忙掩饰说：“在里面，还好。”据冀老讲，营长知道寸师长的火爆脾气，更了解他与唐军长是生死之交的兄弟，如果当时告诉他军长已经为国尽忠的消息，肯定会马上出事的。寸师长接着说：“我的腿被鬼子飞机炸断，已经不行了，只有先走一步。这里危险，请保护好军长，马上撤下来。”担架队走后，唐的女婿急忙返身进屋，用军毯包裹好军长的遗体，扛出土屋，放在山地旁的土坎下。冀老讲到这里，痛惜地说：“要是军长不牺牲，后来准会起义投靠共产党。”
我们在夏县老干局长的陪同下，骑车到郭李庄他的家中，拜访了当年带头从鬼子的眼皮底下偷偷运回唐军长的遗体入殓安葬，86岁的农民功臣张永新。老人虽然年迈，但身体还好，耳聪目明，，生活能够自理。他回忆叙述了中条山战役的惨景说，官家下令疏散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当大战停息不久，还有零星枪声时，我们三三两两地回到村中。突然发现几个疲惫不堪的三军官兵穿着便衣来到了村里，其中有个两眼深陷，面容憔悴的人，自称唐军长的女婿，辎重营长，眼里噙着眼泪述说：“三军失利，伤亡惨重，军长阵亡。”听后大家无不悲痛流泪，急忙拿出干粮给他们充饥。营长又说：“日本鬼子打过来了，见人就杀，大家还是分散避一避。”紧接着，他从身上拿出仅有的七八十元法币交给张永新，请求他立即邀约人去把唐军长的遗体搬运回来，再买棺木装殓安葬。还特别叮嘱遗体千万不能落在鬼子的手里，安葬后要绝对保密，日后定来找他重谢。听了营长的话后，大家义愤填膺，无不咬牙痛骂日寇！家仇、国恨促使他义不容辞地带领十余位热血男儿，冒着生命危险，借助夜幕的掩护，凭着熟悉地形，抄近路赶到县山。只见山梁上火把、手电到处晃动，可见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山头，正在打扫战场，清理日军尸体。张永新他们在半山坡上还听得到山顶上鬼子叽哩呱啦的怪叫声。趁混乱之机，他们迅速把唐军长的遗体刨出连夜搬运回来入殓，掩埋在张永新地头并以石为记。他们知道这件事关系重大，倘若走漏了风声，都会受牵连坐牢甚至杀头的，需要绝对保密。
在“文革”时期，曾经有人怀疑过这件事，但又拿不准是谁带的头，遗体到底埋在何方？张永新老人为此事被打成“国民党的孝子贤孙”，被无辜楸斗，吃尽了苦头。他说：“唐军长的那位女婿一直没有来找过我，我也不知道他是生还是死。因为受人之托又事关重大，所以抗战胜利后也没有讲。解放后就更不敢说了。”因此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密”就一直埋葬在老人心底。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通人和，有了好政策，特别是当国家民政部追认唐淮源为抗日烈士后，这段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珍闻密史”才得以披露出来。人民政府，以及唐的后代亲人，无不感谢这位淳朴正直、善良厚道的农民——张永新老人。
1990年，国家有关部门还特意登门看望张永新，并请他引路，取出了长眠于县山的忠魂骨骸；并由山西省和云南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运回原籍江川县烈士陵园公葬。从此，湮没了半个世纪的爱国先烈的英名，才得以重见天日；受其株连的家属后代，也得以平反昭雪，得到了公正的待遇。我们在陕西，山西两省不仅辗转找到了唐将军的部下，还在河北省邯郸煤炭设计院，看望了唐淮源将军的长孙女、高级建筑工程师唐迦音女士，她详尽地叙述了她爷爷为人耿直，以诚待人，性格内向及其寒苦的身世；投军以后因为骁勇善战，功勋卓著，治军严明，所以晋升较快；由于他生活简朴，世人称赞他大忠大勇、大仁大义，是中山先生“救民于水火”的忠实门徒和典型的爱国军人，最终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光辉爱国的抗战道路，成为无愧于国家和民族、深受人民敬仰的爱国将领。唐迦音女士还取出了珍藏已久的《唐氏家谱》，使我们有幸得以拜读。着是她在南京无线电厂工作的哥哥，“文革”中因其父的历史问题遭错处时，亲自笔录遗留下来的一封常信。信中还谈到了1946年，云南各界人士在昆明隆重地举行了追悼会后，蒋介石在安宁温泉接见安抚了他们一家，并关照他到南京学习无线电技术等情节。唐将军一生光明磊落跃然纸上。看信后，令人肃然起敬，对他有了更好更全面的了解。真不愧是“名将风范、铁血流芳”的英烈忠魂。
唐家的亲人非常感谢政府实事求是地对唐将军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同时也感谢编剧和导演为唐淮源树碑立传所付出的艰辛，并要求我俩与他们合影留念。煤炭设计院的领导为政府已经解决了唐家先人的历史遗留问题表示祝贺。
唐迦音女士对《朱》剧寄予厚望，分别时，我和钟发向她表示：我们将尽力而为，努力把戏改好排好，待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时候，争取晋京演出。她风趣地说，届时她们全家将赴京观看。
随后，我俩又参观了石家庄烈士陵园、芦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军事博物馆，查看了抗日时期的有关图片和资料。因为朱总和唐淮源将军的关系密切，来往书信、电报文稿较多，但是在战争年代多已丢失，有的甚至是唐将军亲自下令焚毁的。为此，首都博物馆的领导建议我们到南京档案馆去查阅。由于时间紧，剧本还没定稿，所以我俩便于5月14日离京返滇。
这次赴省外考察学习，增加了新的感受，锻炼了意志，激发了创作灵感，特别是对剧本结构上史与实的关系，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并对生活怎样升华为艺术，从感性到理性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为二度创作找到了生活依据，为创作演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申德荣）
来源：玉溪市文史资料
编辑：宋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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