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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上大庙在今锦屏乡厂上村。可惜现在已经拆除了，失去了当年高大雄伟的庙宇气势。尽管这样，凡参加过坡脚武工队的许多同志，都难以忘怀那座大庙。这不仅是由于在那里工作了相当长时间而与大庙结下了感情，主要是那幢大庙曾对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滇中的解放战争起过不小的作用。
坡脚武工队建立于1949年6月。在这之前，施瀚等一些中共地下党的同志奉中共峨山县工委负责同志的指示，于1948年11月中旬在金牛村组织了革命武装起义队伍。当时，有龙武练河乡和峨山宝兴乡、练江乡的茂乃邑、小铺子、新寨、牟乃冲、三合村、西谷、万和村、大小甸中等村寨凡能弄到枪支的青壮年，都扛了自己的枪支，在金牛村聚会、站岗、放哨、堵卡、准备解放峨山县城。因国民党26军277团援救峨山，驻在峨山城内，形成敌众我寡，金牛村武装起义队伍才未能攻破。因敌军有从棚租方向朝我方部队进攻的企图，金牛寨革命武装起义队伍便每夜在峨山城效灵宫殿后面的山上打惊枪，惊扰和迷惑峨山城内的敌军，使其不敢妄动。
一直到12月初，才改变计划不再打惊枪。这时，金牛村寨革命武装起义队伍有50多人随张云仁和余卫民的部分干部战士一同到富良棚一带打游击，其余人员在金牛寨留守了几天后，接命令回寨边参加劳动生产边等待新的命令。
1949年6月，在富良棚一带和峨山、易门、昆阳、新平交界地区打游击的队伍有一部分回到练江乡。他们在练江乡及宝兴乡的坡脚等地活动了几天后再次离开时，留下施涌、李德明、马运昌等一些同志建立坡脚武工队，于是，原先参加金牛寨革命武装起义后暂时回寨参加劳动生产并等待新命令的人员，有不少人参加了坡脚武工队。
坡脚武工队一直驻在厂上大庙里。那时，大庙门口高高的石阶上，日夜都有两名武工队员一左一右的持枪站卫。那时很少有手表，白天是看日头计时间，夜晚则点香计时间，大约每隔4个小时换一次门卫。后门也经常有一个武工队员站门卫。站门卫的任务是平常的，只要没有外出执行其他任务，轮换到谁站门卫，谁都不会推诿。外出执行任务的队员，有的是到各乡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政策，并监视反动分子的动向；有的是到迤南大路对经过坡脚村的马帮和商人进行检查，向他们酌情收取保路费作为武工队和上级部队的给养；有的是在阴历逢九赶化念街时到化念坡保路，并在化念街向卖红糖的糖老板酌情收费作为武工队的给养；还有执行其他任务的。
没有外出任务留在家里的同志，除了参加站门卫还要按时参加集体的三大活动。一大活动是学习文化知识，因参加武工队的多半来自农村，文盲多，便建立了学习文化的制度，由有文化的武工队员担任教员。第二大活动是学习政治活动。我第一次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便是在厂上大庙里学的。记得政治课的第一课是劳动创造人类。许多彝族出身的武工队员早在民间传说中听说过人是猴子变的，这时听到有一种类人猿通过不断劳动变成了人，都感到既耳熟又新奇，大家你推我我推你的笑了一阵。政治课的教员由武工队的干部如施涌、徐鼎、周平、马全顺等担任。第三大活动是唱歌。当时几乎每天都要教唱一个新歌。有的歌还要加上表演，称为“跳歌”。没人教新歌时，一到时间，在家的武工队员也会自觉地聚在一起练习合唱，唱得大庙都起了回音，犹似有和尚在敲吊钟配合。有时跳歌，或在有一排大菩萨的正殿里跳，或在铺着石板的院子里跳，有时就在大门口石阶下面的土场上跳。当时无论识字的或不识字的，每人都有一本专用来抄歌的厚如字典的本子，而且这些本子都是自己买纸装订的。纸是当时的贡川纸，封皮用纸烟箱的硬壳做成，装订时用两根缝衣针穿上棉线仿照现在的字典订成的。
这三大活动最为热闹的便是唱歌活动，因为它是高声进行的，何况有时加上表演。受它的影响，厂上、坡脚、小铺子和金牛寨等不少村寨的青少年也在本村开展了唱歌跳歌活动。尤其是厂上村，由于武工队就驻在他们村的大庙里，以李秀荣和李莱英为首的一群姑娘几乎每天晚饭后都来大庙里一同唱歌跳歌。武工队一日两餐饭，每次吃饭前也都排队唱几个歌。唱得最多的是开头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等几个歌。可想而知，当时的厂上大庙，不仅是众多青壮年投身革命的场所，而且成了一所小小的军政文化大学，在这所“大学”里，无论干部或战士都不嫌艰苦，穿单衣、蹬草鞋、盖毡子，连续半月一月只吃干饭素菜，要想用点零钱还得回自己的家去跟父母或老婆要，但大家就是那么向往厂上大庙里的生活。
由于坡脚武工队在厂上大庙里活动得十分活跃，周围几十个村寨的农民无论汉族或彝族，都提高了觉悟，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10日在甸中镇成立峨山县临时人民政府时，宝兴乡、练江乡和总果、丁皎、等地的群众都带着大米、烧菜、蔬菜、鸡、猪、牛、羊等礼物来厂上参加庆祝大会，厂上村的村里村外处处人山人海。以后又在厂上村庆祝双宝区人民政府成立，也是那么一派热闹景象。
厂上大庙既是武工队的驻地，有时候难免要腾出一个房间做监狱，关押一些反动分子。其中有一人被群众骂为罕见的常向老黄狗报告我方情况的通敌分子邱西元，正是关押在大庙里时，抢夺站门卫的一个小青年的枪，被另一个青年开枪击断他的大腿后，由其他武工队员把他拖到较远的地点枪毙的。
当时的厂上大庙还是个革命青年接待站，每隔三、五天就要接待一批青年。当时南下的外省和昆明的大学生投奔滇中独立团，从昆明到新平要一路步行。他们男男女女，三三五五，有时多达十几人、二十几人，沿着迤南大路一直向南走，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找我党的工作机构住宿。迤南大路穿过坡脚村，是坡脚的唯一街道，因为厂上村离坡脚近在咫尺，从厂上到滇中独立团团部。从昆明一路步行走的太累或走跛了脚的，便在厂上大庙里休息一、二天，无论休息几天或仅住一晚，他们都十分活跃，或向武工队员要枪学习瞄准，或向武工队员学习跳舞。有时他们之中便有我党的工作人员，便由带队的工作人员教他们跳舞。有时是他们教武工队员唱他们知道的歌曲。每当这种时候，常穿一件棕色皮夹克的武工队负责人之一的施涌也十分谦虚地坐在武工队员中，一齐学唱歌。其实，因为他懂曲谱，那油印的歌曲一到他手里，他便立刻会唱了，只是仍一直谦虚地同大家一齐学唱。直到第二天那些教唱歌曲的同志离开厂上大庙到新平去后，他才以同志的姿态教大家继续唱那已走的同志留下的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教唱一个开头为“孩儿不离娘，瓜儿不离秧，苦难的中国离不开共产党……”的歌曲时，他那进入角色的表情把大家的感情带入了这个歌的情绪之中，他和大家都唱得眼泪汪汪的。
厂上大庙是令人难忘的。那些曾在厂上大庙住过的南下学生，似乎也对厂上大庙留下了印象。我后来成长为一名党的文学工作者，于1957年到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开会时，我曾向一些参加会议的作家和编辑谈起我那难忘的厂上大庙生活，当场立即有作家兼编辑的柏鸿鹄女士对我说：“我也在那大庙里住过，我也知道坡脚武工队和厂上大庙”。
在纵横几百里的地区内，厂上大庙有了一定的名气，滇桂黔边区纵队的不少领导干部路过坡脚时，有的亲自来过大庙里，有的派出部下代为看望。我第一次见到朱家璧副司令员，就是随朱家璧派来厂上大庙看望大家的朱家璧的一名部下，一齐到坡脚的一家民房的小楼上同朱家璧见面的。小楼上只有朱家璧和他的一个挎着冲锋枪的警卫员，再就是一只高大的黄毛狼犬。朱家璧招呼我同他和他的警卫员一道吃饭，他边吃边在餐桌上写了一份情报，折成拇指大小，捏几粒饭粘好封面，把情报交给我，向我交代清楚路线和收信人的外号。我吃饱饭，带着情报匆匆起程……
元江战役后，随着各地基干队的普遍建立，驻厂上大庙的坡脚武工队也称基干队。这时，队员减少了，但依旧一直驻在厂上大庙里，艰苦、朴素却又十分勤奋地继续做好武装工作。基干队的纪律性也象武工队时一样严密，原有的大庙侧屋、后屋和正殿的菩萨，一一保护的完好如初。老百姓来大庙里烧香卜卦——在正庙的主菩萨前跪着摇动装着一把竹签的筒子，摇出一支竹签后，根据该竹的编号翻查挂在一旁的卜卦册。基干队的任何队员看到这番情景，也不曾向卜卦的讥笑过一句，而是相亲相爱，一派军民鱼水情气象。
厂上大庙，难忘的厂上大庙！尽管它已失去当年的状貌，也愿还不知道厂上大庙的人们，能记住峨山曾经有过那么一幢大庙！（普飞）
来源：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文史资料
编辑：宋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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