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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方是玉溪解放前一位在教育事业上卓有贡献的教育家。他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回国后，从二十年代末，先后但任过蒙自、个旧联中的教员，玉溪县教育局长，玉溪县立中学教导主任和校长，县立简易师范校长,并于一九四六年亲手创办了十二年制的广文学校。解放后,又一直担任经过合并的玉溪中学(现玉溪第一中学)校长，直至一九五六年任县政协副主席为止，他把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无私地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不断向旧制度、旧礼教、旧传统宣战，並与之作顽强斗争的坚强战士；一位我党的真诚朋友。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追求光明和进步，追求真理并为教育的革新和旧制度的崩溃而努力奋斗的一生。
黄子方本名应中，子方是他的字，一九00出生在玉溪大营街的一个商人兼地主的家庭，在四子一女中，他排行第三。按照他父亲的愿望，他应当是通过读书将来求个一官半职，以便光宗耀祖，所以在家乡一受完初等教育，父亲便让他上了省城，于一九一七年考进了成德中学。
就在他在成德中学上学的期间，北京于一九一九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而且这股“五四”之风以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地吹向全国。云南省城的学生们也高呼着“反帝反封建”，“要科学，要民主”的口号上了大街，而其中要数成德中学的声势最浩大，思想最激进。他们捣毁了孔庙，又成群结队地去一家家商店把日货清理出来当众焚烧。黄子方此时虽然也被卷进了这场风潮当中，虽然也接触到了一些如《新青年》，《社会发展史》等进步书籍，但他的头脑里似乎並没有接受多少革命意识，更不要说象其他许多同学(如李鑫、张经辰等)那样，通过这场风潮而一下子就找到了马列主义，认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而不久就参加了共产党，走上彻底革命的道路。而黄子方感到的只是“旧的梦想破灭”，最多也只是“受到一些启示”。归根到底，他还不愿与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决裂，他还不愿做一个旧制度旧礼教的反叛者，他最多只是从一个“读书做官”论者进步到一个“科学救国”论者。他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接受了这场革命运动的。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他在一九二一年从成德中学毕业之后，便报考了东陆大学，可当被录取之后，他又不想去读了。他是嫌省内的这所大学质量不高，想到省外更好的学校去学习“科学救国”的本领。为此，他费了一番口舌才说服了父亲，然后便到南京进了东南大学的补习班补习了一年，准备投考理想的工科学校。可就在这时，他又被政客张君励竭力鼓吹的“分省自治”打动了，又幻想着将来做一个清官好好治理家乡。便又改变主意到上海去投考自治学院，结果未被录取。此时有同学约他一起赴日本留学。他于是怀着学习东洋科学技术的愿望，于一九二四年去到了日本。
到东京后，他先后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及正则英语学院，补习了一年多的日文、英文以及数学等，原想报考高等工业学校的电器专业，谁知未能如愿，后又报考东京高等师范教育专业，终于被录取。日本政府要他宣誓不反对日本，可以领取由日方提供的官费，而他由于受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的躯使，拒绝了这样的诱惑，宁愿只领取由本省供给的较低的官费。
但是，看着这么一个小小的日本，如今竟然这样强盛，竟然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且把魔爪不断地伸向中国。黄子方就想：“难道它的国内就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和没有反抗?难道日本人民也会同意当局的侵略扩张政策?”同时和所有的中国留学生一样，他也在时时思考着这样的问题：怎样救中国？怎样使中国迅速富强起来？因此，他在读书之余，很注意观察日本国内的政治动向。一方面他看到了日本当局强化军事教育和日渐军国主义化的种种所作所为，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统治者所遭到的反抗以及他们怎样残酷地镇压这些国内的反抗者。
特别是他从日本宪兵趁震灾之时杀害了革命者木杉荣一家这一事件中，更看清了统治者的虚弱本质，以及革命者的力量。当然，在这些革命者之中，既有共产主义者，也有的是属于所谓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即安那其主义)者。他们大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有的还是科技或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可他们都不同当局合作，甚至通过各种斗争来反抗统治者，反过来也就受到统治者的迫害和镇压。这样，就使他对自己留学的目的发生了怀疑：是学成回国后去做统治阶级的工具呢？还是去做一个旧制度的反抗者？于是接着第二个题问是，如果去做一个旧制度的反抗者，是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呢?还是做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大概由于木杉荣夫妇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缘故，他好象因此也就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就有意识地阅谈了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面包的掠取》等著作，这样也就使他深受这位世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认为正象书中所说的,“人类最不幸与最不合理的事，是有势力的太有势力了”,“人类生来是平等的，为什么会有阶级之分?社会财富是万人协力造成的，为什么会有贫富之分？”“要使人类由不幸到最幸福的境地，社会公平合理，只有消灭阶级，废除私有制，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制。”可是又怎样实现消灭阶级，废除私有制呢？象克鲁泡特金、巴枯宁这些人之所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宗师,他们提倡的就是要通过非暴力的斗争手段来取得。巴枯宁的一句名言正代表了一切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非社会主义之自由，结果造成罪恶与放纵，无自由之社会主义，结果演变为权威与束缚。”黄子方从思想上接受了这—切。他决心做—个旧制度的反抗者和破坏者，决心自修社会科学，准备献身革命。而他决心自修的当然就是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的学说，他准备献身的革命就是所谓的非暴力的无政府共产主义革命，而不是共产党那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旧制度，然后建立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从此，黄子方成为了一个安那其主义的信徒，而且，通过云南同乡张晓天的介绍，很快就与中国在日的留学生魏惠林、沈仲九、吴朗西以及日本的石川三四郎、山鹿泰治，武良二等一群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并积极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不久，他干脆休学在外，进了法文补习学校进修法文，准备去无政府主义发源地的法国进一步学习这方面的学说，同时在业余时间废寝忘食地翻译石川三四郎长达三十多万字的著作:《西洋社会运动中的思想家略传》，准备把它介绍到中国。
一九二八年春，黄子方带着他翻译的书，从东京回到上海，准备交给由在上海的安那其主义者庄重等所开的“自由书店”出版。在等待出版的这期间，他受聘担任了书店的校对兼发行人，积极参加了书店出版发行宣传安娜主义书刊的各种事务。就在此时，他与在巴黎的巴金开始了通信联系。不料就在五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突然出动大批军警，把书店包围了起来,並实行搜查，然后把他与其他两人一起关进了龙华监狱。后经监外的人们多方营救，最后托求到巳投靠了国民党的原也是安那其主义者的吴稚晖那里，才得以保释出狱。
黄子方一出狱，就得了一场大病。他患上了伤寒，一连在医院睡了八十多天。这次的被捕以及书店的被捣毁，无疑对他以及上海的这群安那其主义者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本来他们原以为蒋介石不会放过煽动暴力的共产党，而对只想进行合法斗争的安那其主义者是不会怎样的。谁知事情总不是他们所想的那么天真。所以经过这次打击之后，这群聚集在上海的安那其主义的信徒们，终于害怕得一个个出国的出国，回家的回家，离开了充满白色恐布的上海。黄子方病好以后，看看这番景象,大有“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感慨，也只得离开上海启程返回云南。
回到家中，父亲以为儿子学成归来，这一下可以实现光宗耀祖的宿愿了，起初颇为高兴，但过了一久,看着这位回国留学生既不到省教育厅去报到拿张委任状回来，也不见他到地方上各处走走，谋个事情做做，相反却独自—人关在房里只是埋头看书。这就使他大为不解，便向黄子方问道: “你留学已经是算作学问到顶了，怎么一天看你还读不够?”黄子方的确也不好回答，只得说：“学无止境。留学怎么就算学问到顶了呢?古人不是说:‘活到老干部，学到老吗?’”父亲听了很不以为然，便叹了口气说： “既然你实在不想出去做事，那就在家帮我做生意吧!”黄子方只是摇头不肯答应，父亲也就大大地失望了。
实际上黄子方的思想此时正处于彷徨之中。此次在上海所遭受到的打击，犹如服了一付清醒剂，使他比较清楚地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其实面目，丢掉了对国民党反动派过去所存在的一些幻想。因此，他决定今后不但不能投身去为反动统治者效劳，相反还要继续坚持与之进行斗争，同时他也在痛苦的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目已所信奉的安那其主义这么经不起打击，不象共产党那样，尽管遭到国民党蒋介石所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中那样血腥残酷的镇压，却能够象烧不尽的野火一般，又在中国大地的许多地方恢复壮大起来?他想借家中这僻静之地好好读一些书，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寻求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以便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可是眼看家中父亲以及其他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妻子在内，都对自己抱一种不谅解的态度，真使他大有苏季子当初曾有过的“父不以我为子，兄不以我为弟，嫂不以我为叔，妻不以我为夫”之感。看来家中也不是僻静之地，不是自己能安心读书思考的角落，还是得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求真知找答案。恰好这时在广州滇军干部学校学习的四弟愚生(允中)来了一封信，说通过朋友想介绍他去蒙自、个旧联合中学任教，不知他愿去否?他想，只有教育不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加上自己本身在国外也学过这一门，使同意前往了。
一九二九年春，黄子方来到风景秀丽的蒙自南湖，正式应聘但任了蒙自中学的教员。正直的为人，认真的教书，使他与一些迟到早退，抽烟打牌，三天两头不到校上课的教员显得大不相同，特别更加突出的是，他能抛弃“师道尊严”，打破师生界限，亲自带领学生们辟操场，修厕所，一起到南湖游泳，和少数民族学生一起在大礼堂跳土风舞…这样，就使他在学生中获得了友爱和尊敬，他的周围经常都聚集着一群进步学生，这当中就有着不少共青团员。当然因此也遭到不少教师的冷眼和嫉妒。但他不管这些，他要耐着性子在下去，直到找到他久久打听而一直未打听到的人为止。这个人就是他在成德中学的同学李鑫。本来他早就知道李鑫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中共云南省委的领导人之一，清共前曾在滇军中的一个师里担任过政治部主任，只是清共后一直不知其下落。过去他并不想找他，但是不知怎么，自从这次由上海回来后，他就经常地想起这个人，想起在学校中“五四”前后闹学潮时的种种往事，李鑫那激进的思想，坚决的行动，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当他最近从学生中的共青团员们那里，终于打听到李鑫还在活着，而且已经深入到了个旧矿山，化名在锡矿上当砂丁，继续从事着革命工作时，他激动了。他在兴奋之余，从心底里产生出了对共产党员的深深的敬佩之情。他好象第一次才觉得只有象李鑫那样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苦，脚踏实地地干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有大量拥有象李鑫这样无私无畏的革命者做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最坚强最有希望的革命力量。于是他决定暑假期间到个旧一趟，亲自上矿山去寻找李鑫，以便向他请教和讨论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可惜的是，当他到了矿山，按照别人告他的地址，在下工时去到了马拉格矿天良洞的洞口守侯着，注意地观察着从洞中走出的一个青嘴绿脸的砂丁，都一直汉有认出他要找的人。最后只得失望而归。谁知到下学期开学时，有一天他正去包饭处吃饭，忽听饭馆老板说今日枪毙共党，带头一个很威武雄壮，不但面无惧色，还沿途高呼：“国民党是剥削百姓的党！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他连忙丢下饭碗去看布告，都不见李鑫的名字，上边只写有施鸿祥等三人。待他回到学校，才从他的学生陈德胜(共青团员)那里得知，施鸿祥就是李鑫的化名，是被锡务公司的经理陶继鲁(他与李鑫原来认识)发现后，软化不成，送到蒙自，假手道尹姜灿白杀害的。当时他一下子愣住了，接着拉起这个学生就要一同到杀场去看。学生急忙阻止他：说 “现在不能去，去了就有被捕的危险。”他急得几乎哭了出来。最后，他只得拿出了些钱，托咐这个学生说：“你赶快设法请人把尸首收埋了吧!”两天后，学生告诉他，事情已经办妥，只是那尸体的一支手臂，一支脚当晚就被野狗吃掉了。这血淋淋的事实，加深了黄子方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更坚定了他与之斗争的决心。但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黄子方在这里的处境巳越来越不妙，教员中有两个是县长的亲戚，对他已有所怀疑，并开始进行监视，他随时都有被带上“红帽子”的危险。他已感到了这种危险。于是只好很快离开蒙自来到了昆明。不久，他就接到从德国回国的沈仲九的来信，约他到福建泉州一起开展安那其主义运动，说巴金、魏惠林等都在那里。这在黄子方的心中又一次燃起了对安那其主义事业的希望，他接信后即于一九三一年夏去到了泉州。
泉州的黎明高中此时基本上巳被一群安那其主义者所控制，黄子方被安排在图书馆当管理员。巴金在他到来之前虽巳返回上海，但学校里的校长吴养浩(克刚)以及魏惠林、张晓天、郭安仁(丽尼)等都是志同道合的老熟人。他们以学校为据点，秘密建立了安那其联盟小组，並开了一个“晋江书店”，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他们一方面通过书店尽力推销从上海“自由书店”印行的各种宣传安那其主义的书法籍，扩大社会影响，一方面积极在学生中发展盟员，並利用国民党县党部派这些学生去组织工会的机会，把组织发展到各行业工会中去。可是仅这样活动了二、三个月时间，就被县党部发觉。县党部很快便勾结起地方军阀势力通过改组校董会及其他镇压手段，把黄等这群安那其主义者全部躯逐出境。他们只得都来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黄子方协助魏惠林办起了一份叫做《时代前》的杂志，继续从事着宣传安那其主义的活动。就在这期间，有一次他俩一同到饭店吃饭时，正好巴金也进来了，一下就坐到了黄子方身旁。魏惠林看着互不讲话的两人很觉诧异，便问：“你们两人难道还不认识吗？”黄子方与巴金便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等惠林作了介绍，双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己通信了四年多的朋友。通过交谈两人真是一见如故。巴金当即掏出自己的出国(法国)护照，把贴在上边的一张一寸半身像撕下来赠与黄子方。不久，当《时代前》因经费拙支停办，魏惠林回山西探亲之后，黄子方便与巴金共同工作生活在一起。他们与伍禅一起，三人共同于一九三二年春在法租界创办了一个周报:《弗尼达姆》(即法语“自由”)。巴金与黄子方两人共同翻译了一些克鲁泡特金的著作， (子方主要担任校对)还计划翻译克氏的全集等。不料周报刚出了三期，国民党反动派的军警就查封了印刷所，並把一位负责印刷事务的姓郑的朝鲜朋友给捕去了。黄子方与巴金虽借机得以逃脱，却不能再继续留在上海了。巴金准备到天津他的三哥处避难，黄子方则想先到南京友人处作一番停留再说。可谁也未曾想到，这一分手却成了他们的终生的遗憾和永决。因为，正是共同的理想和事业使他们联系在一起；是朝夕与共，情同手足的相处，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並在文学上留下了永世不磨的明证，正是黄子方向巴金讲述了他上个旧矿山找共产党员李鑫的那次经过，巴金根据他对矿工们悲惨生活的生动见闻，因而才创作出了中篇小说：《砂丁》；正是根据黄子方等在泉州的活动情况，巴金才创作出了“雾”、“雨”“电”爱情三部曲，並把黄子方作为高志元的原型，在小说中对这位主人公作了尽情的讴歌。关于这些，巴金不止一次的在书的出版序言中谈到甚至到了八十年代，已是耄耄之年的巴金还在其文学回忆录:《我与个旧》中，(载“个旧文艺”一九八一年第三期)，深情地回顾了他与黄子方之间的友谊，热切地怀念和呼唤着他的这位挚友。
黄子方怀着凄丧的心情来到南京，先后在老友魏惠林(此时他已入中央研究院做事)，赵吉武(此时在南京大学开饭馆)以及在中山门外办农场的张晓天等处逗留了数日。也就在这时，他通过介绍认识了从云南来的正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的朱家弼,（即朱家壁当时的用名)两人一见就谈的十分投机，以后星期天就常常想聚在一起。他们谈论起国家和社会，总是痛心疾首，谈论起个人今后所应有的作为时，目标更是趋于一致。于是共同商定，黄子方先行回到云南，着手从教育方面打开一条出路，待宋家壁毕业回来。则从军事方面待机行动，这样文武互相配合，争取开创出一个安那其主义运动的新局面，以达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一个无政府共产新社会的目的。
就这样，黄子方便于一九三三年的五月间回到了昆明。此时玉溪的学校，正闹着学潮。以乡村师范学校为首的各校学生，强烈要求撤换贪污腐败的县教育局长高天和，並改革玉溪的教育。在昆的玉溪同乡会及旅省学会的同乡及学生们，一见黄子方回来，知道他先前在蒙自教书时就以思想激进而出名，加上他又有留学东京学过教育这份难得的资历，便一致联名向玉溪县政府推荐他出任玉溪县教育局长。而这时正被学潮搞得焦头烂额的县长李士艺也巴不得有个能人出来把这场学潮给平息下来，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这个推荐，正式请黄子方回来担任教育局长。黄子方也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命。
黄子方一到任之后，就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他首先改组了所属四个区的中心小学，把原任的几个思想腐朽的校长统统撤掉，换上了年富力强的张含锋、李治平、黄丕德、严锦堂等四人主持各中心小学的校务，並大批招聘旅省学会中的进步学生回乡到各校任教，还大量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合校，让各校都吹进清新的“五四”之风，以改变以往那种死气沉沉，死水一潭的局面。然后便发动乡村师范学校的师生进行检举揭发，通过调查核实后，以确凿的证据迫使原教育局长高天和退出脏款，辞去督学之职，把吹吸大烟、玩忽职守，不是为人师表的乡村师范学校的校长撤职，使学潮终于得到了平息。但是就在由谁来担任乡村师范学校新校长的人选问题上，黄子方与县长李士艺发生了冲突。本来黄子方原先推荐谢黎乎(弼晋)时，李士艺巳表示过同意，可是当黄子方把谢从曲溪中学(谢在那里任教导主任)请来时，李又变卦了，说谢是省师开除过的学生，来担任校长不相宜，(实际是因领导闹学潮而被开除)意思是干脆由黄子方自己兼任算了。但黄子方用才心切，出于改革教育的考虑，坚持不肯让步。两人因此便争吵起来。后来县长凭着手中之权，就直接委派了一个和朱道安一样的大烟鬼吴少百来充任校长。黄子方根本不予接受，便上告到了省政府和教育厅。于是以受到玉溪师生及在昆旅省学会支持的黄子方为一方,以受到地方上的封建遗老遗少们的支持的李士艺为另一方，就在省上打开了官司，並因此又起了一场学期。学生们把大字报贴遍了县城及省城，甚至派出代表去声援黄子方。官司打了数月，事情越闹越大，最后省政府及教育厅只好来个各打五十,分别对两个人进行了如下处理,县长李士艺被撤职留办,黄子方则以久假未归算作自动离职，师范学校校长一职批准由谢黎平担任。
黄子方虽然离任了，但却因此次风波而在教育界获得了很大声望，人们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敢于向恶势力开战的勇士,一个从事教育改革的先锋。但在统治者及一般保守势力的眼中，他被看作是一个地方上的危险分子，而且大有共党分子的嫌疑。
一九三四年，乡村师范改为县立中学，校长谢黎平就把黄子方请来担任教导主任。由于两人志气相投,都是反对旧传统，旧礼教的急先发制人锋，对现社会都有种种不满，都把希望寄托在所培养的学生们的身上，希望他们将来都能担负起改造社会的重任，所以，直到谢黎平一年后因伤致死，都一直合作得很好。他们最突出的一举，就是公然把国民党颁布的校训诸如“礼义廉耻”之类置之一边，而自立了一个“磨练手脑，到乡下去”这样别出一格的校训。这是需要何等大的勇气！而两个人在教育改革上最大的贡献，则是在学校中开创了师生平等之风，上课时学生可以随时提问，下课后师生同娱乐，同劳动，农忙时下乡帮助农民收割，共同进行社会调查。黄子方还以《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填写了一首校歌的歌词，让学生们演唱．虽然歌词中掺杂着一些安那主义的成分，但由此也可看出黄子方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态度。
谢黎平死后，本该由黄子方接任校长。这也是师生们以至教育界的一致呼声。但以县长刘言昌为首的一伙地方反动封建势力，却因对黄子方十分惧伯而不予同意。黄子方便愤而出走，到了昆明。
此时，朱家壁正好从中央军校毕业回来，也在昆明。两人商谈之后，决定就在昆明进行组织活动。黄子方回家变卖了两间分家所得的房子，在昆明鸡鸣桥的附近租赁了三间平房，作为他们今后的活动据点，並把他们的结社定为“鸡鸣社”。这个“鸡鸣社”，以黄子方和朱家壁为核心，联系和吸收了十多个昆明军官分校及大中学校的学生作为成员，(朱家壁及大部分成员后来都成为了共产党员）经常聚集在这里学习社会科学，分析和探讨各种时事社会问题，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出路。不料不到一年时间，他们的活动即被当局发现；更因黄子方有一封强烈批评三民主义的信，被国民党省党部检查到，就下令要逮捕他。黄子方从朱家壁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后，起先还不想离开，经朱的再三相劝和催促，最后才不得不离开昆明，潜回玉溪家中。也就在这之后不久，朱家壁也奔赴了延安。
黄子方在家一直躲避了很长时间才逐惭敢在人前露面。这时，玉溪县中正因童子军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原因是童子军团长李光星不服校长黄家声，使得黄愤而辞职，换上马天柱来当校长也驾驭不了他。教育局坚决向县长刘言昌提出要黄子方来当校长，说只有如此，这个学校才能办得下去。刘迫于形势，最后不得不表示同意。
一九三六年，黄子方担任了县中校长。尽管对李光星做了不少争取说服工作，但看李仍是我行我素，旧习不改。干脆准予辞职，把童子军训练为适应抗战需要改成为军训。除大力恢复他与谢黎平在任时的各种改革外，进—步宣布废除体罚，实行男女同桌混坐，使学校转而又生气勃勃，团结一致。这样一直维持了二年多时间。可是终因他在统治者的眼中属于共党嫌疑、过激分子，又擅自把童子军训练改为军训，所以在一九三八年县中、师范、农校三校合并为省立玉溪中学时，便趁此机会免掉了他的校长职务。
他回到了大营街家中，开始了一种半耕半读的生活，从而有可能亲身体会到农民的疾苦，从而也有机会体味陶渊明的各种情趣。不想有一天，他到镇公所开镇民大会，镇长邹凤朝(人称郎二阎王)宣布了为修大觉寺的派工派款方案，黄子方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应该按财产分担而不应按锅灶分摊。这镇长一听，觉得这完全是站在穷人立场上来说话，根本不予接受，两人就争吵了起来。争吵当中，这镇长向黄子方发出了种种威胁。黄子方决心要为乡里们除掉这条地头蛇，便以县参议员的身份，把他告到了县政府，並发动群众在大堂上揭发其鱼乡里、为非作歹、奸淫妇女、压榨穷人的种种罪行，终于迫使县政府不得不把他关押起来，最后撤掉了他的镇长之职。黄子方接着又在一九四0年的五六月间，参与清理了春米办事处的账目，发现其主任张继阳有贪污粮米之事，结果又是一场官司，一直告到省民政厅，终于使张被记了两个大过，並退出了所贪污的大米。正因为这两场官司把他缠得脱不开身；使他失去了到昆明与路过的巴金相见的机会。巴金为此遗憾不巳。(见巴金：《我与个旧》一文)。
两场官司的胜利，使黄子方的威望扩大到了全县；並为他打开了做官的通途。县参议会一致通过要任命他为财政科长。但早巳立志不做统治者工具的黄子方谢绝了这个任命。为此，他决定远离家乡，应朱家壁的亲友朱嘉祥之邀，于一九四一年去到龙陵县的象达中学担任了一名中学教师。虽然他在那里因气候本适，胃病经常发作；但却因能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边疆各族人民，为他们培养出新一代有文化的子弟而感到高兴。然而，由于在那里又遭到国民党县党部的种种怀疑，兼之由于日军的进犯，眼看龙陵即将失陷，他不得不予一九四二年离开了那里又返回到家乡。
一九四三年，经县参议会议长唐用九(地下党员)的推荐，黄子方担任了玉溪县立简易师范的校长。这是一所刚创办不久的学校。虽然房屋简漏，教具缺少，但教职员多是朝气勃勃，思想先进的青年人，且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时的黄子方通过大半生的亲身感受，已经认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进行的人民民主革命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作为个人来说，只有拥护和跟随共产党才是自己应走的人生道路。因此，他一到简师，使自觉地靠拢党的组织，把全体师生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並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有利地位，有效地抵制了县党部及三青团到学校进行活动和发展组织的各种企图，掩护着党组织在枝内外所开展的各种工作。这样，就使简师在当时的玉溪有着滇中“民主堡垒”和“小解放区”的美称。因为在这个学校中，除公开把《新华日报》贴在墙上给学生阅读外，还经常教唱边区的歌，演进步的话剧和歌剧。当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以及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时，全校师生在党的领导下，都开展过游行、抗议等活动。因而这个学校必然也就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他们总是不断地派三青团分子来进行捣乱，或由驻军(五十三军)派出特务经常到学校进行刺探或寻衅闹事。有一次他们终于在一间寝室内发现了一本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便如获要宝般地把这事报告到省，省党部会同教育厅立即派人到校查处此事，妄图以此破坏校中的我党地下组织。在这严重的关键时刻，黄子方便挺身而出，坚次抗议对此事的追查，以愤然辞职制止了反动派原要准备捕人的罪恶行动。最后不但使党的地下组织免遭破坏，而且他还利用自己在上层中的影响，把校长一职，顺利地移交给了教导主任李盛堂(地下党员)，使党能始终保持着对这所学校的实际领导。这不能不算是黄子方对革命事业的一大贡献。
此后，黄子方一面仍在简师担任着一般教师，一面却在考虑着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如何办一所不受国民党当局控制的学校的事。他通过侄儿黄丕德去做其岳母的工作，动员这位只有一个独子却守着五、六百亩良田的寡妇，能够拿出一些田地出来办学，结果一说即成。这位开明的寡妇地主答应捐出良田一百六十亩，唯一的条件是让其独子入学。这当然是不会成其为问题的。于是黄子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组织起了一个学校筹建委员会，自任董事长。经多方交涉，向县政府要得明伦堂后面的一块空地作为校址，一边拍卖田地，一边纠工集石兴建教室，一边向社会筹募校具，一边由地下党派进教职员工。不到一年时间，学校建成，正式定名为私立广文学校，(寡妇的儿子原名李广，后也随之改名为李广文)，学制定为十二年，並于一九四七年春，一次招生六个年级，正式开学，由黄子方任校长，施平（地下党员)任教导主任。
私立广文学校的建立，不但是玉溪解放前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玉溪地下党在教育战线上的一大工作成果，而且也是黄子方个人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是他抛弃安那其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和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有力明证。这个学校按当时人们的说法，是继简师之后的又一个“小解放区”。它们同是处在黑暗的蒋管区内的滇中的两盏明灯，照耀和鼓舞着青少年们走向革命，走向光明。如果说简师时时还会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麻烦的话，广文学校却能以“私立”这块牌子减少掉很多的干扰。因此，从他开学的第一天起，就能实行一整套良好的数学方法——陶行知的教学方法。黄子方之所以推祟它，是他思想上产生了飞跃的结果，我们党之所以肯定它，是因为它确实是培养推翻旧制度和建设新中国所需要的革命人材的一种“知行合一”的好的教学方法。甚至到了解放后巳三十多年的今天，它仍然有其不可低估的实践意义。让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广文学校的教学手册中所阐明的一些宗旨吧：“我们的教育目标是培养：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题，小主人的精神，舍己为群众的品德。”“我们的教育针方是：劳力加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总的就是教、学、做合一。”……从这些就可看出，在当时这是多么进步的一所学校。正是这所学校所教育出来的学生，后来大都纷纷走向了革命。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黄子方所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大陆上的反动统治终于被彻底推翻，云南获得解放了。当黄子方站在欢迎人民子弟兵的人群中,看到队伍中有着不少他所熟悉的师生时，他的脸上现出的是欣慰的微笑。
解放以后，他一直受到人民的尊敬和党的重视。解放初期，当玉溪中学、玉溪简师以及广文学校进行合并时，他即被人民政府任为合并后的玉溪中学第一任校长，直至一九五六年，他才因工作的需要和年事已高的关系，离开学校到县政协担任了副主席，此后就担任此职直至一九七六年病逝。
是的，他死得的确早了一些，没有能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化”建设蓬勃发展和我市教育事业兴旺发达的景象。但是，人们因他在玉溪教育事业上所创建的业绩，因他为国家进步所进行的斗争，因他培育了几代芬芳桃李所做的贡献而常常在怀念他和称颂他。这些，如果他泉下有知，会感到高兴的吧！（杨正藩）
1985年7月9日初稿
11月12日定稿
来源：玉溪市文史资料
编辑：宋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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