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林，原名郑宗虞，云南玉溪市中所营人。祖父郑天德，字维克，前清太学生，早年做过小官，晚年在昆玉间经商。父郑兰芝，排行第二，自幼饱读儒书，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关心民众疾苦，任九龙池公会（管理九龙池及其周围四十二屯的农村社团组织）副会长，在地方上颇有声望。

　　郑林于1917年9月出生在这样一个世学之家。在这个大家族中（父辈弟兄共五人，堂弟兄20多人），从小耳濡目染，聪明好学，记忆力强。五岁离家寓居昆明玉溪街自家商号，入昆明市立第十五小学读书。由于他勤奋好学，谦虚用功，功课很好，顺利完成了小学和中学学业，因学习成绩优异，常获学校奖学金。于1935年毕业于省立高中，同时以优异成绩考上南京中央大学，随即辗转由越南、香港、上海到南京复试，被录在中央大学农学系。在校期间，他除刻苦读书外，时时关心国家大事，和进步学生交往频繁。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华，中央大学被迫南迁成都，郑林随校迁到成都继续上学。他虽在后方读书，但民族苦难却压在他的心头，他虽出身富家，但自小就同情穷人，富有正义感，少年即怀大志，要做一番事业。四年的大学生活，更为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创造了条件。1939年2月，经熊德邵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大学毕业，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第一线。在延安，他遇到了云南同乡朱家壁、熊翔等熟人。朱家壁亲切地称他“小玉溪”。

　　郑林投身革命四十年，解放前曾任中共晋察冀北方分局党校教育科长、中共龙延怀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共宛平县委副书记、石家庄市第一区区长兼区委书记；全国解放后，历任石家庄市委办公室主任、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现名中国原子能科学院）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1955年，第二机械工业部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发展我国的核事业、我们也要搞原子弹”的指示，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核科研基地六0一厂，即现在的原子能研究院。郑林于1956年9月由河北省委宣传部调北京参加物理研究所的创建工作，任副所长、党总支部书记。1958年成立中共原子能研究所委员会时，郑林出任党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副所长职务（所长为钱三强）。同时任二机部（后名核工业部）党组成员和中国科学院党委委员，直到1966年7月调中共北京市委止。

　　从1956年到1966年，郑林参加了核工业由初创、发展到胜利完成“两弹”实验的全过程。他是原子能研究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主持全面工作。原子能研究所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为我国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郑林作为部党组成员，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自力更生发展我国核事业的方针，同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行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积极支持和促进核工业的发展计划与技术路线，及时沟通上下联系，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有效地推动全所工作快速运转。作为所党委第一书记，他善于做思想工作，善于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他理论水平高，善于分析问题，说话极富感染力，因此能够团结干部和群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全面完成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的各项科研任务，特别是出色地完成了有关“两弹一艇”（包括核潜艇核动力堆的初期研制、六氟化铀、点火中子源、燃耗分析、轻核数据测量等）的大量重要紧急的科研任务。作为副所长，他又分管化学方面的工作，同时兼任全国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科技大学放射化学系副主任，为学校和科研部门结合培养核科技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

　　郑林曾于1959年和1960年三次出使苏联。两次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签署的全权证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出席设在原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全权代表会议，并签署有关文件；一次作为考察同位素应用技术，为在我国发展和推广核技术应用，培养核科技人才，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1966年7月，郑林奉组织令调中共北京市委任宣传部副部长。但是，不到半月，“文革”风起，就被原单位“造反派”以“揪斗走资派”为由带回批斗。此后，“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他被“隔离审查”、“关牛棚”、被残酷批斗达七年之久，身心受到极大的损伤。但他始终坚信自己是清白的，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1973年8月，二机部终于结束对他的“专案审查”，获“解放”被召回北京，安排在市科技局任党委副书记。

　　郑林早在艰难的抗日时期就患风湿性心脏病，由于工作繁忙，从未好好治疗和休息，再家“文革”中所受的迫害，这时身体已十分瘦弱，连家人都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本来，他完全有理由不上班，到疗养院或在家闲养，可他是一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老党员，对待个人问题从不患得患失，一切服从党安排。组织对他的多次调动和安排，从未有过一次异议，总是愉快地接受下来。这次，他又忍着病痛，以顽强的毅力，挑起新的工作担子。

　　由于他上班地点远，局里要为他派车（“文革”前他就是十级干部，完全有理由用公车），但他坚决不用公车，每天挤公共汽车上班，以至每天往返费时近三小时，一次挤车摔伤腿，还跛着去上班。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后，市科技局的任务更加繁重。郑林不顾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把医生开的病假条偷偷撕掉，投入北京的抗震预报领导工作。整天吃住在抗震办公室和防震棚里，听取和研究有关地震预报的情况。紧张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终于使他累倒了，躺在担架上被送到医院。

　　1977年1月15日，他终因劳累过度、心脏衰竭抢救无效，悄然去世。

　　1990年核工业部通知要撰写16位对核工业科研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和组织领导者的传略，郑林同志是其中之一。已成稿的郑林传略中写道：“郑林同志在政治上，观点鲜明。立场坚定，敢于向不良倾向开展斗争。在作风上，对自己要求严格，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对党的任务，倾注全力，敢说敢做，雷厉风行，是核科技战线上优秀的组织领导者。”

　　郑林投身革命近四十年，由于工作繁忙，未能返乡探过一次亲，但他对生他养他的玉溪和昆明，对故乡的山山水水时时刻刻无不梦绕魂牵。全国刚解放，他在石家庄工作时就与朱家壁同志联系，请朱家壁同志定期给他邮寄一份《云南日报》，以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

　　到了“文革”时期，由于关“牛棚”的苦闷，他也学会了抽烟“解闷”，并尽力设法买云南生产的饿香烟。尤其是弄到玉溪生产的“红梅”香烟时，常常取出一支，舍不的立刻吸掉，放在鼻子下面慢慢地嗅，以此寄托对故乡深深的眷恋。

　　晚年时期，他还常对几个儿女说，一定要带他们回老家去看看，看看云南美丽的山水，以了却一生夙愿。可是命运对他却是这样的不公平。正当党需要他、国家和人民需要他、亲人需要他时，病魔却无情地多夺去了他的生命。一个聪明智慧、爱憎分明、正直刚毅、坚忍不拔、有较强组织领导能力的一名共产党员，云南人民的好儿子，就这样悄悄地、永远地走了。

来源：玉溪文史资料

编辑：宋礼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