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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郑一斋先生一贯同情革命，支持进步。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得到过他的支持和帮助；在支持文教事业，兴学育才和振兴实业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仅就我和他的接触中，耳闻目睹的部份事实，回顾如下：
一、支持革命，同情进步人士
一九三一年，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昆明，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惨遭杀害，中共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这时，中共中央派李鼎三同志来滇任中共云南省委秘书长，代行书记职务，并兼少共书记和中国红色救济总会云南省分会主任，恢复被破坏后的云南党的工作。李鼎三同志是刚由莫斯科劳动大学毕业回到上海的。受命以后，他向老友郑雨笙先生了解云南的情况，得知他的二哥郑一斋先生是一位进步的爱国的工商业者。李鼎三同志决定把郑作为团结的对象和统战工作的依靠力量。并由郑雨笙先生致函一斋先生暗示对李鼎三同志给予支持。
不久，李鼎三同志和刘靖予同志(化名为柳浪石)一起，由上海取道香港、海防、河口到滇。行前，曾与刘林元同志约定路上的联络方法和暗号。刘先行，李、柳随后登程。不料，李、柳到达河口进入滇境时，由于叛徒出卖，竟被武装军警在旅舍中逮捕，押送到河口督办公署，带上手铐脚镣，又押解昆明市警察局里。经过审讯，李鼎三同志感到有被杀害的危险！设法疏通了一个看守监狱的土兵，写了一张字条，秘密地转送给一斋先生，请他设法营救，盼郑立即把被捕的消息，通知李在苏州的姐夫朱世贵(朱赓良)和在南京的堂兄李南屏。朱世贵是当时南京伪参议院中将参议，曾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八师师长，为李根源先生的学生，在苏州他们是住在两邻。李南屏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担任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委员，他与朱培德有交情。
朱、李在接到郑一斋先生的紧急消息后，立即分别找到了李根源和朱培德，请求营救。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打了电报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要求释放李鼎三和柳浪石。龙云收到电报后，随即写了一个条子给昆明市市长李亚夫。内容大意是：“要犯李鼎三、柳浪石一案免予追究。”因此，案情得到缓和，经过再次审讯，当场判决宣布，“要犯李鼎三、柳浪石着处徒刑三月，发交模范监狱执行”。三月期满释放出狱后，李鼎三、柳浪石两同志于一九三二年春离开昆明，步行到西康，经雅安到叙府(宜宾)，再乘小轮到重庆，出重庆去上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他们能够脱险，是郑一斋先生冒着极大风险营救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昆明市市区经常遭到日机轰炸，郑一斋先生疏散在大观楼外的一个村子“明家地”居住。住宅是一幢砖瓦结构的平房，位于滇池边上，屋外都是农田，周围挖沟，搭一短桥入门，看起来就象一座孤岛。乡村房屋相距在一、二里之外，更是显得孤零零的。城里的住家则在北门街北仓坡一号。即圆通山的后面。这两个地方都比较幽静，成为了掩护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秘密集会的场所。特别是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许多同志如唐用九、楚图南、冯素陶、李公朴、赵枫、黄洛峰等同志，都先后在北仓坡一号躲避过。在这期间，一斋先生还安排家人随时用望远镜观察外面的动静，以保地下党同志的安全。
为了解革命形势的发展，交换对时事政治的意见，以及商讨如何推动云南抗日民主运动的问题等，经一斋先生和孙起孟等同志的发起，以聚餐会的形式为掩护，每两周集会一次，地点就在一斋先生的家里，由一斋先生做东道主。由于最初聚会的是九人，所以称为《九老会》，实际上每次都有临时邀请参加的，不止九人。先后参加过的，有楚图南、张冲、李公朴、孙起孟、周禾书、冯素陶、艾至诚、张天放、杨春洲、杨一波、赵枫……”。我也临时参加作陪过几次，当时的抗日民主运动，在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湖的冲击下，活动是很困难的。有的进步组织被分化瓦解了，许多进步人士处在困境中，通过聚餐会的活动，在推动抗日民主运动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郑一斋先生对统一战线的工作也非常关注。如在抗日战争初期，大约是一九三七年前后，朱德委员长密派周素园先生，从延安来昆明与龙云联系，一斋先生得知后，曾亲自走访了周老先生，邀请他在大观楼的“楼外楼餐厅”进餐。邀请了一些民主人士作陪。席间，周先生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大家很鼓舞。对云南的政治形势也作了认真的分析，从而加深了党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爱戴！
一九四二年，日军进攻缅甸，即将在仰光口岸登陆。缅甸局势，万分紧张！许多侨居缅甸的革命人士，已纷纷撤离仰光归国。还有一些同志，由于缺乏旅费，滞留腊戍，无法启程入滇。一斋先生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焦虑！立即和李公朴先生商量，愿以滇币五万元资助他们。李公朴先生也毅然应允亲往缅甸腊戍，办理此事，帮助他们迅速离开缅免以保安全。当时我任云南兴文银行仰光办事处经理，正加紧处理银行的撤退工作，除留下职工一人陪我留守仰光外，已全部疏散回家。在形势危急，日机轰炸声中，我才离开仰光，亲自驾车来到腊戍，帮助兴文银行腊戍办事处做好撤退的准备。这时，正好李公朴先生来腊戍办事处领取汇款，和我相遇，交我一封一斋先生的介绍信。信的大意是：李公朴先生是他的好友，希望我热情地接待他，帮助他解决好滞留腊戍一些朋友的回国问题，并安排好李公朴先生返回昆明的交通工具等。所有这些，我都一一照办了。李公朴先生也告诉我，他是受一斋先生之托，前来资助一些滞留腊戍的朋友。在他的奔走努力和我们的协助下，很快就和这些人联系上了，妥善地完成了资助返回昆明的工作。这时，缅甸时局更加紧张了，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为了保证李公朴先生的旅途安全，我请他乘坐兴文银行的疏散汽车和我一起经畹町入国境，顺利地回到昆明。一斋先生看到我们平安归来，十分高兴，特别是那些滞留腊戍的朋友陆续回国，和他见了面，更是感到欣慰。
唐用九先生早年曾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是一斋先生的老同乡。他们友谊很深，过从甚密，情同手足。唐对郑的进步活动是非常敬佩和赞赏的。有时，一些同志在工作或生活中发生困难，只要他向郑说明情况后，都得到郑的帮助和解决。一九三六年，由于红军急需云南白药，救治伤员。唐告知郑这一情况后，郑立即购买了一批曲焕章的白药和“日月大药房”出产的白宝丹，由唐出面转交捐赠。
二、兴学育才，支持文教事业
三十年代，上海的一些进步人士，为了振兴中华，传播革命思想，筹集资金，开设了“生活书店”，经销各种进步书刊，深受读者欢迎，业务蒸蒸日上，闻名全国。这就引起了国民党的仇视，蓄意强迫“生活书店”关门，但没有得逞。一九三六年“救国七君子”被捕入狱后，国民党竟称“生活书店”与“七君子”有关，施加压力，迫使“生活书店”不得不停止营业，另行改组成立“读书生活出版社”。但因缺乏资金，无法开展业务。雨笙先生请求其兄给予支援，一斋先生立即汇款几千元大洋，解决当时的资金困难，使企业能继续维持下去，并对改组后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投入了一大笔资金。出版社由中共党员黄洛丰同志担任经理，艾思奇同志担任编辑，郑雨笙负责财会工作。它所出版的《资本论》、《大众哲学》和其他进步书刊，对宣传革命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公朴先生从缅甸回到昆明后，一家五口人定居在北门街。当时，由于货币不断贬值，物价节节上涨，他又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处境十分艰难。一斋先生按月供给他生活费。李公朴先生心里感到很不安，他向一斋先生提出：打算在他住宅楼下的临街铺面，开设一间小书店。他认为距各大专院校较近，是一个文化中心，出售进步书刊，一定有发展前途。对经济生活也不无小补。要求一斋先生提供书店资金。一斋先生表示大力支持，于是开设了“北门书屋”，销售各种进步书刊，翻印毛主席部份著作，这对宣传革命思想，联系群众，都起了好的作用。同时，李公朴先生的生活困难，也得到一定解决。
法籍教育家柏希文先生，是郑一斋先生最尊重的一位学者。他是有名的钢琴家和音乐理论家，学识渊博，精通法、英、德几国语言文字，也懂拉丁文和中文。一九一三年他应蔡松坡都督的邀请，来昆明工作。护国之役，曾为蔡以法英德等国文字，草拟发往各国政府宣布云南独立，讨伐袁世凯窃国罪行的《通电》。后来一段时间，他经营过钨业公司，赚了一大笔饯，用来资助革命。他虽是法国人，因他的母亲是广东高州人，他又出生在广州，自认中国是他的祖国，广州是他的故乡，云南是他的老家。他热爱教育事业，看到当时昆明外语师资缺乏，学校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比较低。为了培养英语人才，他含辛茹苦地筹资兴学。在威远街的一所旧瓦房里，开办了“英语学会”，为各校师生课外补习英语。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培养了大量的学生，每年由庚子赔款拨支的两名香港大学公费留学生名额，几乎都是“英语学会”的学生考上的，学校名声大振。但由于学校收费低，贫苦学生还可以免交学费，因此，常常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希望得到社会上的支持和捐助。郑一斋先生就是“英语学会”主要捐助者之一。在学校经费困难的时候，他都主动资助。记得有一个夜晚，因停电，教室要点用煤油气灯照明，但没有钱买油。一斋先生得知后，立即送来了一桶美孚牌水火油，不致因无油而停课。一斋先生对伯希文先生的生活，也是关怀备至的。柏希文先生生病时，他常常亲自去护理，送水送饭。或者护送到医院治疗，由他付医药费。后来柏希文先生因病逝世，所有安葬服用以及立碑修墓的钱，都是“景明号”拿出来的。
“云大附中”的学校经费非常困难，没有一本供师生阅读的图书，没有一件仪器，其它设备也陈旧破烂。一斋先生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捐赠了一万元，作为购买图书之用，并由楚图南、杨一波、冯素陶等同志亲到书店选购，充实了青年学生的课外读物。这对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产生了有益的效果。“云大”附中被当时的反动政府解散后，这些图书巳全部移文给云大图书馆保管使用。直到今天，云大图书馆里，还可看到不少盖有“郑一斋先生捐赠”戳记的图书。
在抗战期间，一些比较进步的学校，如求实中学、建民中学等都得到一斋先生的捐助。“云大致公堂”被日机轰炸，受到严重损坏，反动政府不发经费修缮，在云大熊庆来校长的商请下，一斋先生慷慨址捐助了五万元，“致公堂”得以完全修复。
三、振兴实业，试种美烟成功
郑一斋先生开设的“景明号”，是“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云南的总经销商号。抗日战争前，它生产的各种名牌香烟采用的烟叶原料，主要是来自河南许昌。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方许多地区先后沦陷，烟草来源断绝，卷烟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公司派来专员李少斌先生到云南考察，在一斋先生的大力协助下，到一些县区进行认真的调查了解。发现不少地区的土质、气候，以及其他自然条件，都适宜于大面积种植烟叶，但必须改良种籽，以提高烟叶的质量。决定由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提供美国烟叶种籽，并派人作技术指导，先在玉溪、江川等地试种，由景明号负责联系安排。经过小面积的试种后，巳取得成功。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扩大了种植面积，不仅缓和了当时烟叶原料供应紧张的状况，使国产的卷烟生产，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并为尔后我省美烟种植的发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础。也为我省卷烟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疏财仗义，乐于助人
郑一斋先生对人诚恳热情，喜欢结交朋友。朋友有过，他能坦率劝告，毫不掩饰；如遇困难，他就主动帮助，所以人们都敬重他，愿意和他接近。在他的客厅里，经常可以看到坐满了客人，有青年，有老人，有贫苦的学生，也有知名的专家和学者，不论亲疏贫富，他都一样友爱。他最喜欢思想进步，言行一致的人，不愿意接近官僚买办。在抗战期间，地下党的同志和民主进步人士到云南的不少，一斋先生都热情接待，对找不到住家的，他就邀请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如楚图南、冯素陶、刘达夫、赵枫、李公朴等都先后在北仓坡一号家里住过。对经济上有困难的，他就给予周济，许多知名人士，如李公朴、萨空了、光未然、赵枫、黄鼎臣、胡小石、范长江、陆诣、刘惠之、王苏宇等来到昆明后，都成了一斋先生的朋友，多数人得到他的资助。
“云大附中”管理员李淑媛女士，是一位进步青年，十分向往延安。一九三九年一斋先生到路南访问云大附中时，李向郑表示了她的愿望，得到郑的赞扬，并表示支持。一斋先生通过中共党员，替她介绍关系，并资助她全部旅费，出昆明经重庆，安全进入延安。这位李淑媛女士就是知名的作家李纳同志。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中共党组织疏散一些同志出国，路费要自己就地筹措。刘惠之和石铭夫妇的出国旅费，就是—斋先生赠送的。大革命失败后，曾在广西、文山一带搞武装斗争的李静安同志，隐居外县，直到抗战开始，才出头露面，与何月华女士结婚，李不幸于一九三八年春天患伤寒病，经济十分困难，贫病交加，一筹莫展！郑得知后，亲自把李静安送到大观楼的昆华医院医治，一切医药及生活费用，全部由他负担。并三番五次地找主治医师徐彪南，谈他尽力抢救这位青年。后来终因医治无效逝世。郑十分悲痛！拿出不少钱来为李办理善后。并对何月华女士不断给予接济。
抗日战争期间，英国以盟军的关系，从一九四O年起，不断派遣军队来我国助战。昆明也建立了不少兵营。一些美国士兵经常驾着吉普车，在街上横冲直闯，常常发生车祸！有的酗酒滋事，也有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搞淫乱行为的。虽然美国宪兵出动维持扶序，亦无济于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一味奉承纵容，不敢过间。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一日这一天，郑一斋先生于清晨由大观楼外明家地疏散住宅进城，与李公朴、楚图南、冯素陶、艾至诚、杨春洲等同志见面，交谈了一些有关抗日战争形势的问题。然后同到附近一家小食馆共进晚餐，餐后各自回家，郑回到“景明号”处理业务。夜十时左右，雇了一张人力车，拟返回明家地住宅。不料，人力车拉到篆塘时，一张美军吉普车忽由西站方向沿公路急驰而来，正正冲在人力车上，把一斋先生掀出一丈多远，脑部受到重伤，脑盖骨破裂，大量出血！美国兵肇事后，加快了速度，向南逃去。这时，篆塘行人稀少，幸好人力车工人没有受伤，大呼“救命”后，行人都围了过来，在他们的帮助下，把一斋先土护送到附近的警察局，立即转送到昆华医院抢救。不幸的是：在手术中，电源突然中断，耽误了抢救时间。并由于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医治无效，不到天亮，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便与世长辞了！时年仅五十一岁。
一斋先生逝世的噩耗传出后，谙亲友、许多爱国人土无不感到惋惜和悲痛。许多亲友失声痛哭！李公朴、光未然(张光年)、赵枫、张曼均等同志，还合写了一首歌曲，“您的光辉永远不灭”，悼念一斋先生。它的歌词是：“您！崇高的哲人，有着孩子的天真，您！仁慈的老人，有着少年的热情，您！英勇的志士 ，在商业队伍里隐身，您的光辉永远不灭，啊！朋友，一斋先生。象一个慈祥的母亲，您哺育中国未来的主人，象一个亲爱的同伴，您鼓舞文化的战士们进军，象一个高贵的隐士，把人间的名利，视若浮云，您的光辉永远不灭，啊！朋友，—斋先生我们看见您，对青年一片热忱，我们看见您，为国家忧心如焚，我们敬爱您，您的爱感召了我们，您的光辉永远不灭，啊！朋友，—斋先生青年们为您痛哭，为了失掉慈爱的母亲，战士们为您痛哭，为了失掉亲切的友人，我流着眼泪歌颂您，您的爱感召了我们，您的光辉永远不灭，啊！朋友，一斋先生。”（聂叙伦）
来源：玉溪文史资料
编辑：宋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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