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英华大辞典》——架起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领导人经过艰辛的谈判，终于达成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的协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签字仪式后，当时的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赠送了两件国礼，其中一件就是刚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辞典》。将我们自己编的辞典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领导人，在我国这还是第一次。

　　这本《英华大辞典》是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最著名的一本工具书，它哺育了海内外三代华人学子，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同时，从它诞生到现在的半个世纪中，也蕴含着许多鲜为人知而又令人感动的故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领导大都转移到重庆和延安，只有郑易里以商人身份留守上海。因当时社会上的英汉字典版本太老，收词太少，郑易里与总经理黄洛峰商量，想新编一本质量较高的英汉大辞典。而且，编字典没有政治倾向性，容易避开日本特务的耳目，还能掩护地下党的出版工作。

　　大约在1942年，郑易里开始着手调研。在仔细研究了几十部当时国内外著名的英文辞典和英日辞典后，他制定了一个博采众家之长的编纂方案。方案强调汉语部分要使用现代白话文，例证应丰富，译文应做到语言清晰、贴切、活泼。他还要求多收新词新义，广收俚俗语和习语，并且为全部单词标注世界通用的国际音标，这在当时是十分“革命”的方案。当时出版社已被查封，他们就在自己家中干。由于是一本大部头的字典，郑易里又请到史存直先生及日语、英语都很好的曹成修先生来共同编纂。

　　3人分工，各自承担了1/3的工作量。不到一年，3人如期完成任务，可是由于史先生的1/3难以使用，于是这一部分又由郑和曹一起重新编纂。

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辞典》第一版书影及简易检字法说明

　　1945年秋，日寇投降，黄洛峰又将读书生活出版社迁回上海。在出版社的支持下，辞典的初稿于1946年10月完成了，而后开始了排版和校对的工作。为了保护出版社员工的安全，郑易里把自己的住房让给出版社办公用。那是一幢三层小楼，位于上海西爱咸斯路（现永嘉路）“正蕃小筑”弄堂里，非常僻静。当时，二三楼用于住人，给受迫害的地下党同志做隐蔽所。一楼客厅有一张吃饭用的大圆桌，可供四五个人围坐在那里，辞典的编辑和校对工作就在这里进行。

　　在这期间，郑易里向哥哥借的钱用完了，只好又找侄子郑瑞之借。亲戚们认同他做的事很有意义，所以都愿意慷慨解囊。但这毕竟是项大工程，即使有亲戚们的资助，资金还是时断时续。郑易里的夫人熊约春也奔走在亲朋间，四处筹款。一天，郑易里在街上碰到了我党管财务工作的王太雷先生。见郑易里愁眉不展，王太雷连忙上前详问缘由，郑于是将资金困难的情况对他说了。不久之后，王太雷开始代表地下党每月出资200银元，一直出了6个月，才使这本词典的后续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在《英华大辞典》最初的设计方案中，为读者查找方便，郑易里别出心裁地提出要附一个中文索引。可是到了1949年，辞典的正文部分已全部完成，中文索引却还没有启动，大家非常着急。这时，郑易里又请来了年轻、热情、工作精细的陶膺小姐和胡平冠先生，在他的指导下，他们日夜兼程地赶中文索引的进度。

郑码通过国家级规范化评审后郑易里先生和与全人员合影

　　这个中文索引用的是郑易里研究了十几年的一种汉字快速简易查字法。郑易里很早便开始着手研究汉字结构，1929年，他在上海《时报》发表文章，指出组成汉字的基本笔画是“—（横）、丨（直，即竖）、丿（斜，即撇）、丶（点）、┐（弯，即横折弯）、└（纽，即竖折弯，又称拐）”6种，主张汉字最好按照起笔笔画检索。这一次，郑易里决定在中文索引中实践这一研究成果。他用数码1至6作为6种笔画的代码，即“1——点（圆点、尖点）；2——横（短横、长横、斜横）；3——直（短直、长直、斜直）；4——斜（撇丿、捺丶）；5——弯（单弯  、弯纽ユ乙ㄋ）；6——纽（单纽しレㄥ、纽弯ㄣㄅ）”，取汉字第一个字根（又称部件）的前两个笔画的代码与第二个字根的前两个笔画的代码组成整字的编码。这是中国第一个采用数字1至6作为汉字笔画代码的检索法，这一方法易学、易记、简便、快速、重码少，大家用这种编码编制卡片，极大地提高了排版检索的工作效率。比如，“州”的编码是“1413”，“止”的编码是“3232”，“田”是“3523”，“言”是“1222”，“门是“5226（取左半边两笔，再取右半边两笔）”，“笔”是“4242（取上部件两笔，再取下部件两笔）”等。就这样，不到半年时间，他们就编完了30多万条中文索引，占全书的616页。这一附录像一部以中文查英文的汉英辞典，为初学英语的人提供了很大方便。郑易里没有想到，他就此开创了“汉字笔画数字代码化”的先河。

　　1950年底，《英华大辞典》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第一次印了2000册。可是由于我国当时的外语教学是俄文的天下，学英文、用英文的人极少，辞典很不好卖。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辞典的销量才开始逐渐上升。1954年加印了1万册。1955年，时代出版社略加修补，又出了一个袖珍本，为降低成本，袖珍本中删去了中文索引部分。1959年，“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之后，学英文的人多了起来，这本辞典也开始热销。最近，笔者听大连的一位吴姓教授讲，上世纪50年代他上大学的时候，《英华大辞典》很难买，有一次班里分到一张购买票，三四十人抓阄，这个阄竟然被他抓到，高兴得不得了。从那时起，他就知道了郑易里，这本辞典也成了他终生的良师益友。现在，他已经主编了好几部大型的汉英大辞典了。

郑易里向女儿郑珑传授郑码编码要领

　　1964年末，国家新闻出版署将时代出版社并入商务印书馆，《英华大辞典》的出版也随之转给了商务印书馆。由于这本辞典已出版了十几年，在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形下，商务印书馆又请郑易里对其进行修订补充。由于曹成修在1955年受潘汉年案的牵扯，以叛国罪入狱，所以修订的工作就由郑易里一人来完成。当时的郑易里早已进入中国农科院情报所工作，主编着好几种农业杂志，工作非常忙碌，修订辞典的工作只能利用已经很少的业余时间来进行。为了节省上下班路上的时间，他找领导在农科院借了一间小屋，每天吃完晚饭就扎进小屋，开始修订这本大辞典，常常干到半夜才休息。修订的工作量很大，他要反复翻找各种资料，还要按当时突出政治的指示，在辞典中做到“政治挂帅，彻底肃清封资修的流毒”，把辞典中“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词汇、人名、机构名，例如“妓女”、“皇帝”、“孔子”、“参议院”等词语全部删除，同时加入当时流行的政治词语，一旦弄不好就会犯“政治错误”。幸亏郑易里是个有心人，十几年中身上总会带着小本本，平时遇到各方面的英语新词汇，他都要记下来。他还在自用的《英华大辞典》中，用蝇头小字在词条的边角和缝隙中批注了修正和补充的内容。成年累月积攒的这些资料，在修订辞典时都派上了用场。

　　转眼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郑易里的夫人在中学工作，他的家被学生们反复抄了好几次，弄得全家人终日惶惶不安。好在农科院并没有大乱，郑易里进了“历史问题学习班”，没过多久，军代表就对他说，老郑，你的历史问题都清楚了，没你的事了，你回去吧。郑易里一听，一身轻松，又扎进那间小屋修订辞典去了。

　　1968年末，辞典修订完毕，郑易里请商务印书馆来取书稿。不知为何，商务竟派了一辆大卡车来拉书稿，这件事让农科院很是热闹了一阵儿。

　　书稿拉走不到3个月，驻商务印书馆的军代表打来电话说，现在中央号召战备疏散，商务的人和重要资料都要疏散外撤，这部辞典的修订稿很珍贵，怕在疏散中遗失，让郑易里自己保管。郑易里借的小屋已经还了，家里又随时有被红卫兵抄家的危险。考虑再三，他请商务帮他把书稿拉到在东郊某农场的侄子郑琮家中存放了起来。他哪里知道，这一放就放了10年。

　　1978年，商务印书馆全部人马返京，很快恢复了正常工作，他们又想起了这部辞典。可是10年又过去了，社会政治环境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大革命”中删掉的字眼，现在又要恢复了，而“文革”的政治词汇又要逐条分析、删除。何况十几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国外也增加了许多新的词汇，对辞典必须进行大量的调整和修订才行。可这时的郑易里已是75岁高龄的老人，已无力一个人在短时间内修订完这本巨著，于是商务又请了胡学元、刘邦琛、沈凤威3位专家，加上郑易里，4人各分1/4进行修订。修订完成不到一年，社会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到1980年，商务又组织力量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增补和修订。

　　这期间，由于“文革”的破坏，我国外交、新闻、外贸、外联等领域的英文释义被搅得很乱，据说当时外交部曾给各有关单位发文，大意是一切中英释义以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辞典》为准。一本工具书有这么大的作用，也真是少见。

　　1981年，修订的初稿完成，商务请人抄稿就抄了一年。终于在1984年，《英华大辞典》修订版出版了，这距1950年的第一版已过去了三十多年。

　　从1950年出版第一版到1984年出版修订版的35年中，《英华大辞典》成为了中国内地和海外销量最大、最具权威性的辞典，国内和海外累计出版销售了几百万册。它能被作为国礼送给英国首相，这也说明了它的高品质。郑易里虽然是这本词典的主编，但是，建国前参加编纂的曹成修、刘龙光、郑康伯等都是懂几门外语的“大手笔”。到了修订版，拥有我国英语辞书编纂精英的商务印书馆的十几位专家，也是全力加入修订工作，大大充实了这部巨著。这本辞典，实际上已是中国内地英语辞典编纂精英们共同的智慧结晶了。

　　这期间，还有几个感人的故事。郑易里的女儿郑珑接过父亲研究了几十年的汉字检索和编码方法又苦心研究了两年，1988年，当他们到中国贸促会专利代理部去申请专利时，贸促会的“后生”们拉着郑易里的手说，这个大楼里的人都是用着您的字典长大的，我们都是您的学生！崇敬之情，无以复加。前些年，郑珑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40多岁的北京大学的曲教授，当他得知郑珑是郑老的女儿后说，我父亲上中学时用的就是郑老的《英华大辞典》（1957年时代出版社的袖珍本），到我上中学，父亲就把这本早已翻旧了的辞典给了我。现在我的儿子又上中学了，这本辞典实在太旧了，我就让他重新买一本，但是我嘱咐他，一定要买郑易里的《英华大辞典》。1994年，郑珑在马来西亚参加中文信息研讨会，中国驻马来西亚的大使也赶来参加。他握住郑珑的手说，回去向郑老问好，我从中学就用郑老的辞典，对我帮助太大了。

　　1997年，《英华大辞典》又到了非修订不可的时候了。这时郑易里已年过九十，再也无力参与修订了。参与了第二版修订的徐式谷先生接过了接力棒，扛起了修订第三版的大旗。2000年8月，《英华大辞典》第三版出版，在它的封底上，商务印书馆特别标出了“50年精益求精的结晶”；“充满时代梦想和历史光荣”；“五、六、七十年代独领风骚，八、九十年代风行海内外，二十一世纪新版面世！”

　　美国微软公司的Office XP中，把《英华大辞典》作为电子辞典的内容。他们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认为在众多类似的辞典中，这本辞典选词更精细得当，词汇量更大，释义和例证规范，对英语的习语、口语和俚语收集得相当丰富、实用。他们不但以它作为Office XP中的英汉辞典，而且在以后的机器翻译、语料库、网上在线等方面也将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