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总监手上的绿釉鱼瓶就是用汪大为的收藏翻制的，出厂价上千元。

  玉溪瓦窑村的窑工说，只要说得出的器型他们都能做出来。

    玉溪新闻网讯（记者 熊玮 文/图）玉溪有“花灯之乡”、“云烟之乡”、“聂耳故乡”美誉，但仍然是一个缺乏历史深度和文化厚重感的城市。在每个城市搜肠刮肚寻找历史的痕迹，来表现城市的记忆个性和厚重感时，玉溪瓦窑村成为玉溪文化底蕴坐标中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如果在妥善保护的前提下加以合理的挖掘开发，玉溪或者将驾着陶瓷的翅膀飞得更高更远。

玉溪窑的区位优势

    去年的古陶瓷研讨会活动，再次向世人重申了玉溪陶瓷的重要地位，保护和发展玉溪陶瓷文化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问题。

    在专家学者的眼中，瓦窑村仅存的活柴窑延续了玉溪明清时期的制陶烧陶方式，烙有深深的历史痕迹，是将玉溪历史从现今与至少600年前链接起来的关键。虽然类似的窑址在全国存有的数量还比较多，但是区位优势能和这座柴窑相较的少之又少。景德镇的专家来到玉溪看到玉溪柴窑和古窑的现状后，还感叹家乡留下的遗憾。景德镇曾经为了发展陶瓷生产，把城区的老柴窑拆遍了，要看老柴窑需要到离城区60公里的山村，现在景德镇不得不修建新的柴窑来模拟展示毁灭的历史痕迹。而且，景德镇未必有玉溪瓦窑村柴窑所具有的区位优势：首先，它位于市区，毗邻陶瓷烧造活动集中并延续着陶瓷生态的陶瓷厂；其次，南边几百米的囡囡山（钱瓜山）脚是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玉溪古瓷窑遗址；东边是玉溪唯一的一所高校——玉溪师范学院；东南方是玉溪的标志性景观——亚洲最大的卷烟生产地红塔集团；几个位置的中央是玉溪的地标性风景点——红塔山，也是曾经因为有优质泥料才孕育出瓦窑村的陶泥山；此外，汽车从昆明机场沿昆玉高速公路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玉溪，高速公路路口沿红塔大道几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一片区，便利的交通具备和外界形成交流互动的基础。

    瓦窑村像一个时空隧道的入口，从这个入口进去，顺着青釉、青花、色釉、农村日用粗瓷这条一脉相承的藤蔓一点一点探索，玉溪至少600多年深厚的陶瓷历史底蕴就能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走进瓦窑村，走近古窑和柴窑，缅怀陶瓷历史的人们就能探访到玉溪窑丰富的文化内涵，感受中国陶瓷文化的博大精深。

    “这是一个国宝，瓦窑村正好就有几百年形成的特有的环境，具备这样条件的区域在全国来说都是极少的，它的基础可以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瓦窑村得天独厚的优势为玉溪的文化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市文化局副局长雷新华认为：“可以将瓦窑村的这一片区发展成为西南文化产业基地。”目前的设想中，最理想的是像元明时期时尚流行的元素青花瓷进入一样，把现代先锋文化元素引入，将片区作为以陶艺为核心的当代艺术社区项目来开发。无论怎么设想，目的都是既要保护柴窑，也要促进老百姓的发展。一旦柴窑拆毁，陶瓷厂搬迁，瓦窑村活的陶瓷生态文化死亡，一切美好的设想将化为泡影。听到村组计划春节后可能即将动工建设开发房地产后，雷新华立刻联系市博物馆和红塔区文化局，准备了解情况后作特殊申请上报上级组织争取支持，同时他还计划组织一个工作组到瓦窑村进行陶瓷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先抢救，再考虑项目的合理开发，要兼顾各方的利益。”

学者眼里的未来玉溪窑

    自1960年玉溪古窑青花瓷窑址发现以来，很多学者、收藏家一见到云南青花瓷，就习惯性地称之为“玉溪窑”。2007年2月14日，中央电视台《艺术品投资》栏目的节目中，杨静荣先生就说：“从发现了玉溪窑以后，我们所有后来见到的这类器物，就全都定为叫做玉溪窑。”许多省内外的鉴定专家在鉴定民间收藏的陶瓷时，一般也都把元明时期云南生产的青花定为玉溪窑。香港中文大学的黎淑仪在2007年古陶瓷学术讨论会上的学术报告中，第一句话就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有一件云南玉溪窑青花神兽罐”，在省内外，玉溪窑已经有了近50年的习惯性称呼，这一点，现居昆明的学者王瑞章表示了肯定。同时，玉溪窑发现最早，烧造历史和工艺最具代表性，玉溪境内古窑址最为密集。综观玉溪陶瓷生产现状，是云南最大的工艺美术陶瓷、古建筑陶瓷、现代陶瓷建材、农村日用陶瓷等的生产基地，在西南有很大的影响。

    以此为由，加之个人的发掘研究所得资料，玉溪市博物馆的陈泰敏不久前提出了一个“玉溪窑系”的概念，他认为如果以玉溪窑为代表，把陶瓷产品的胎釉成分、工艺、造型、釉色、装饰和玉溪窑相同或相近的一批瓷窑，比如建水窑、禄丰窑、大理窑等云南地区的瓷窑称之为“玉溪窑系”，对于研究这种同一类型陶瓷的历史渊源、工艺技术、人文内涵，尤其是陶瓷器物的鉴定和鉴赏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办公桌上有一本三公分厚的书稿《玉溪窑》，书稿中对将云南陶瓷称为玉溪窑系的理由做了详细阐释。尽管书还没有出版，这个概念已经在私下讨论中引起了争议。他认为争议未必是坏事情，至少能引起更多关于玉溪陶瓷的关注。

    虽然这个理论已经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但作为玉溪窑系代表的玉溪瓦窑村陶瓷生存现状令陈泰敏颇感担忧。目前，建水、禄丰、大理等地均加强了对陶瓷文化的重视和研究宣传的力度，随着新资料的面世，对玉溪窑的名称形成了影响。如果玉溪的陶瓷文化成为丧失生命的躯壳后，玉溪在陶瓷史上的地位和已有的名望将被改写。面对这一无奈的境遇，他准备深入华宁窑和易门窑研究。清末民国初期云南著名学者袁嘉谷曾在《移山簃随笔》中提到“吾滇陶器如宁州（华宁）、如易门、如建水，甚至日用之瓦甓粗器，则各州县均有之”。文献记载证明的云南三大窑场中两个就在玉溪境内，如今华宁窑是重要的云南工艺美术陶瓷和古建筑陶瓷生产地，易门不久前刚被认定为西南片区最大的现代陶瓷建材基地。以玉溪华宁窑和玉溪易门窑来丰富玉溪窑的内涵，填补红塔区瓦窑村摇摇欲坠的陶瓷生态现状。陈泰敏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引导政府和民众关注玉溪陶瓷，使陶瓷成为玉溪未来的一个品牌。

华宁窑传承发展的经验启示

    说到玉溪窑的传承发展，华宁窑现象值得借鉴。

    当玉溪瓦窑村陶瓷厂的窑工为自己“只要说得出的都做得出来”的技艺而绽开笑容时，华宁宁州陶发展有限公司的汪大为喊出：“我要注入文化元素，把一两泥巴变成一千元钱！”

    玉溪瓦窑村陶瓷厂偶尔会接下一些商家要求制作有文字和刻画的罐子订单，但是在不改变产业结构和运作思维的情况下只是强弩之末，难以挽回瓦窑村柴窑的一蹶不振和陶瓷厂后继无人面临走向衰败的危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华宁陶瓷产业正欣欣向荣蓬勃发展，除了华宁陶瓷生产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外，华宁县政府也开始关注陶瓷产业对当地发展的意义。华宁县旅游局的罗云川关于发展陶瓷产业的理解是，要有文化系统的支撑和产值效益的支撑，他多次在政协会上提出发展陶瓷产业的预案，积极引导来自政府方面的重视和扶持。

    华宁是云南著名的陶瓷生产窑场，在清代烧造的三彩、月白釉、绿釉瓷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满足云南当地的普遍使用，因影响巨大而多次出现在文献记载中。民国《新纂云南通志》、民国《黎县（华宁）地志资料》都对华宁陶瓷有记载。目前，华宁碗窑村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咸丰四年的《重修慈云寺功德碑记》，碑文中记载了碗窑村的由来，村民几乎都是窑工，由车、汪、张、高、彭、杨等姓的窑户组成，从洪武初开始陆续定居于此，世代烧窑为生。

    汪大为同样出身于陶瓷世家，他的父亲曾经在清华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有陶瓷美术高等教育的背景；母亲是一位有心的聪明女性，在没有文字记录的口传生产中，母亲记下了烧陶的配方和技术，并自己进行研发。汪大为从父母手中接过陶瓷厂后，运用自己的发展理念把陶瓷厂越做越大，云南华宁宁州陶发展有限公司是他刚刚注册成立的，这是华宁目前生产规模最大的一家陶瓷公司。他说，爷爷的时代每月只烧三四窑陶器，而现在他手上的陶瓷厂每天都要产销40吨泥巴，一天的产量就够祖宗做几年。

    “我正在想一个文化运作的思路，泥巴是可以千变万化的，关键是创意。”汪大为从小就对收集古物极有兴趣，曾遭遇父母的不理解，指责他不务正业。后来，他将一件收购来的华宁窑古陶器翻膜烧造后出售，同样分量的泥巴，售价远远高于原来的生活陶器售价。现在华宁窑器物在收藏界的价格节节攀升，收藏价值显现的事实使汪大为父母对儿子心服口服。现在，收集华宁窑的产品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收藏包括百年之前做陶的工具、解放前用来提取绿釉的矿石。“中国人都是念祖的，我准备在今后用自己的收藏建立一个华宁窑的陈列馆，把老华宁窑的器物作为书写华宁窑历史最有力量的文字。用历史根源支撑起来的产业才有文化内涵。”

    为了使市场做得更大，汪大为请来一位潮州人担任公司市场总监，对此亲戚颇为担忧，认为这位总监太“精”了，汪大为算不赢他，会吃亏的。他倒是坦然：“我能算赢他就没必要请他了。”广揽人才是汪大为的法宝之一，他曾到建水找陶厂商量合作的事情，希望能共同发展陶瓷业，合作事宜当时没能谈妥。随后，他飞往中国顶级紫砂陶之乡浙江宜兴，高薪请来最优秀的陶艺师傅到厂里培训工人。后来窑工发生了改变，工人找到了自信，华宁窑工的手也可以做出精细的陶瓷器型。将这些工艺运用到自己的产品生产上，使自己又前进了一大步。此外，他还从景德镇请来被称为“窑神”的打窑师傅帮自己建窑。去年，他又带着自己开发的茶具参加了广州茶博会，这是目前他带着自己的华宁窑产品走得最远的一次。

    汪大为积极结识姚中华、张建中等很多在云南文艺界堪称泰斗极的名流，虚心向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汪大为运作的成功来自很好地把握了华宁窑传统特色的继承和地方历史文化的结合，做出文化内涵，从而提高产品附加值。他的理想是打造华宁窑登峰造极的辉煌，“我的网名就叫中国陶乡！”

    宁州陶发展有限公司的一枚茶盏可以卖出几十元还供不应求，“从我汪大为开始，华宁窑不能再贱卖了！”

编辑：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