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所工作人员在进行纠纷调解

村级调解室看起来有点像法庭

    2006年，全市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0065件，调处成功9864件；防止群体性械斗49件2202人；防止群体性上访82件2585人

    人民调解制度在处理普通的矛盾纠纷时表现得更简洁、快速，具有人情味，也更节约成本

    人民调解员的专职化更有利于调解工作的专业化

    玉溪新闻网讯（记者  白诚颖  文/图） “为了要回500元工钱，我去找过派出所，还起诉到法院，但派出所说管不了，法院也不受理。”50余岁的老李找到市司法局基层工作管理处，请素未谋面的基层工作管理处处长罗清武评理。

    与老李一起来的27岁的小王也不甘示弱：“他来帮我家盖房子，中途我就付过他500元，当时没有第三人在场，我也拿不出书面证据，所以他就是不承认。”

    此前，村里的调委会已多次调解，但老李和小王并未达成协议，一人说没拿到工钱，另一人坚持说付过了。老李的子女说，“再不付钱要去挖房子”；小王说，“敢来挖房子我就把人打死。”

    罗清武说，“上海有测谎仪，你们两个去试试，不过各种费用加起来要上万元，为了500元去上海，值吗？我看你们每人承担一点，小王拿250元给老李。”

    老李不愿意，罗清武帮老李分析，“你就当是帮侄儿子干活，只要身体好好的，少拿点钱也无所谓。”随后，他又劝小王，“新房子也住进去了，只要家里平安，还在乎这点钱吗？”

    随后，老李和小王高高兴兴地走了。

    2006年，全市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0065件，调处成功9864件，成功率达98％。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老李和小王这类邻里、家庭纠纷。

1、有纠纷，申请调解

    2007年春节前夕，新平县扬武镇阿鲁村23岁的李忠亮和未婚妻方小芬找到扬武镇司法所，“我们交了100元订金买衣柜，现在我们想买店里的另一个橱柜，老板说先前交的100元不算。”

    再过几天，李忠亮和方小芬就要举行婚礼。几天前，方小芬和父亲预订了家具店里一个价值400元的衣柜。双方口头约定，先交100元订金，搬衣柜时付尾款。

    与未婚夫商量后，方小芬又改变了主意，不要衣柜了，买店里另一个价值175元的橱柜，但家具店老板不同意，方小芬要求退还订金，双方争执不下。

    李忠亮和未婚妻找到了派出所，民警说，这事得找司法所。

    扬武镇司法所所长张林和另一名法律服务工作者来到家具店时，外地老板争辩，“他要退订金，这不合理。”

    “双方要讲诚信，要心平气和地商量。”张林当起和事佬。外地老板似乎很生气，“不收他的订金么这衣柜我早卖了。”

    家具店的老板娘也怒气冲冲。她说李忠亮两人“蒙”她，一进店就说要退100元押金，还说老板已经同意退钱。实际上，她的丈夫外出了，并不在店里。

    尽管有调解人员在场，争执还是难以避免，双方理论了一会后，张林发话了，“买卖公平你们要承认！李忠亮家订了家具现在又不要，这其中存在违约行为，要付一定的违约金，具体金额你们双方商量。”

    听说要付违约金，方小芬有些不情愿。张林劝说李忠亮，“小伙子，家里办喜事就图个吉利，不要为小事影响气氛。”

    经过张林等人的艰苦谈判，李忠亮和家具店老板达成协议，由李忠亮出50元违约金，以180元的价格买走橱柜。

2、调解更节约成本

    在李忠亮看来，要是镇司法所的调解人员不介入处理此事，他的100元订金恐怕就黄了。大多数有过调解经历的人都承认，与找民警和法院相比，人民调解制度在处理纠纷时表现得更简洁、快速，也更节约成本。

    此外，调解在农村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容易被多数人接受。红塔区研和镇司法所所长那鸿分析，在调解制度形成之前，坊间普遍形成了找“中人”处理矛盾纠纷的习惯。

    如果考虑经济因素，调解也有着自身的优势。“我们做调解工作是不收费的”，那鸿介绍，如果村民发生纠纷后到法律服务所咨询，法律服务工作者会告诉他诉讼途径要花费的时间、程序和经济成本，让咨询者选择是申请调解还是走诉讼程序。

    “到法院，简易案件3个月内能处理，一般的案件6个月内能处理，如果需要补充证据，时间会拖长，如果一审不服，就可能有二审三审，时间就更长了。”除了时间外，当事人还要考虑，“这官司继续打下去还要花多少钱？”

    一名业内人士介绍，一起普通的离婚案件，仅付给律师的代理费就大约在3000元，加上诉讼费等费用，打一个官司得花几千元。如果从社会资源方面考虑，人民调解制度恐怕是处理一般纠纷事件中最节约的。

    “近三年来，全市各个调解机构调解的纠纷多达万余件，如果这些矛盾不在基层化解，而是以诉讼的方式起诉到法院，那法官们就太忙了。”罗清武说。

    鉴于调解的简洁性，很多农村发生纠纷时，老百姓更喜欢找村组干部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才会考虑走诉讼程序。为此，人民调解工作才被誉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3、调解更有利于化解矛盾

    谈到调解的优势，那鸿认为，“调解有利于当事人融洽关系，化解误解，而且双方容易接受，履行协议的自觉性更强”。

    令那鸿印象深刻的是一个赡养案子。早在1995年，研和镇的一名老太太就通过法院起诉，要求子女赡养。法院判决要求，老太太的三个儿子每年支付赡养费200元。但自从1998年老伴去世后，老太太的大儿子就再也没给过赡养费。

    到红塔区实施旧村改造时，老太太的老房子被拆除，82岁的她只好去租房子住。在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大儿子仍然不付赡养费，也不让母亲进家住。

    在镇、村、组三级组成的调解会上，大儿子才说出了心里话，母亲上法院告他，说他不孝，弄得他很没面子，而且他认为自己没从父母那儿得到过什么财产。

    “即便父母什么财产都没给你，你也有赡养义务。”在调解员的反复协调下，大儿子终于肯履行赡养义务，并且与两个弟弟也消除了隔阂。

   “有些矛盾纠纷，用调解效果更好。”那鸿说，“部分纠纷的产生是因为当事人心里有怨气，只要给他说出来就好解决，而且，调解是在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执行更容易。”

   “有事找组长”，这已成为很多农村老百姓解决矛盾纠纷的首选。一名基层调解员说，本村的人去协调纠纷情况熟悉，说得上话，“说不到一起他未必听你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调解制度，组上调解不了的上报村级，村级调解不了的报镇司法所。

    “上法院还不仅仅是成本的问题”，这名基层调解员说，打了官司就成了冤家，多数人认为当“被告”是很丢脸的事。

    市司法局的赵启文用“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来形容各级调解组织的健全。据了解，至去年底，我市已建成村级规范化调委会278个，这些调解组织从市级延伸到各村民小组，与玉溪接壤的红河、思茅、楚雄等州市均有往来。

    以研和镇为例，该镇下设的9个村委会均设立了调解委员会，调解人员达114人，各村都有一名“两委”班子成员担任调委会主任，每个村民小组均设立调解小组，由小组长、支书和统计员担任调解员。   

    在如此严密的网络下，镇、村、组还定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仅去年，全市就开展排查工作729次，排查出矛盾纠纷3580件，并及时进行了调处。

4、调解员的专职化有利于调解工作的专业化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人民调解制度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所起的作用：2006年，全市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0065件，调处成功9864件，成功率达98％；防止民转刑案件85件1196人；防止群体性械斗49件2202人；防止群体性上访82件2585人。

    在这些纠纷中，还有28件是涉及地界、森林、土地、水源等跨地域的纠纷。随着资源的紧缺，两个不同行政区域之间争夺资源引发的矛盾有抬头之势，为此引发的群体性械斗也屡见不鲜，而双方的调解组织出面后，往往能化干戈为玉帛。

    “我给你打个比方，打架找‘110’，而吵架就找人民调解员’，而且打架很多时候还是要去调解，深夜接到电话你也得去。”一名工作人员以此来形容调解工作的辛苦、琐碎和繁忙。

    一名乡镇工作人员介绍，村“两委”成员分工时，80％的人不愿意分管调解。

    报酬低也是基层调解员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罗清武证实，就全市来说，村级调解主任每月的报酬仅为60元，而村民小组长这一级，即便做了调解工作也没有专项经费来开支，他们往往是凭热心和公心来进行调解。

    然而，令人担忧的还不是村组干部一人身兼数职和报酬低的问题，人员更换频繁才是制约调解工作的关键所在。

    “我们每年都把人民调解员组织起来，对他们进行法律法规、调解技巧和方法的培训，可把人培养得差不多时，村委会换届选举又开始了。”红塔区司法局的陶家文说，村“两委”成员和村民小组长能继续留任的很少，所以只得年年对调解员进行培训。

    一名业内人士分析，人民调解员也是法律服务工作者，因此，仅仅凭“德高望重”还不够，还要能运用法律法规解决纠纷，因为调委会发的“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性质和法律效力，如果运用法律得当，即便当事人上了法庭，调解协议仍然有效。

    “人民调解员如果是专职的，才有利于调解工作的专业化。”陶家文说。

编辑：矣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