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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难以面对的现实
在企业上班时,玉萍还会和朋友去逛街,不时买点东西回去,“现在我走在街上已经没有了购物的欲望,仅有的钱只能用来买生活必需品,家里能用的都将就着用,你看我穿的这件衣服是儿子还读小学时就买的。”玉萍不经意地笑了笑,“不怕你笑话,春节时我感冒了,喉咙痛得受不了,到医院看病,医生开了个药方,单针药费就要几百块,我哪有那么多钱。医保卡又舍不得用。后来我到药店花几元钱买药,照样把病给治好了。” 玉萍的父母知道她的生活艰难,不时周济女儿。玉萍难过地说:“父母都一大把年纪了,本来应该是我们孝敬他们,但现在却是我们没有给他们的,他们还反过来拿钱给我们,想到这些,心里真的非常难过。有一年过节,我们买了点东西带回去,被老人骂了一顿,说我们乱花钱。” 谈到因为生活困难让老父母操心担忧,红英同样感到愧疚与无奈:“心里总是很难受,但是没办法。钱总是一拿来很快就用完了,急等用钱的时候,父母给一点,或是向姐妹借一点。”尽管红英可以享受下岗失业人员社保补贴,但是因为钱不够用,她的医疗保险已经停交,只续交着养老保险。 采访时,记者提出到她家里看看,玉萍婉拒了。她说:“有一年春节前,领导说我们双失业家庭挺困难的,想来看望慰问,给300元钱,条件是让电视台拍新闻。我和丈夫商量后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别人,因为我不想让儿子感到自己是穷人的孩子,不愿意让儿子因之而自卑。” 玉萍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很多事想起来让人心酸,真是心酸。说出来让人笑话,也没必要说。”玉萍一个月能拿到450多元的收入,一般人几顿饭就能吃掉她一个月的所得。过去想到这些,玉萍的心理也会不平衡,但是现在,玉萍所想的只是像目前这样有份稳定的工作,让儿子好好读书,一家人不饿着不冻着,就心满意足了。 玉萍现在最大的生活压力来自供孩子上大学。她说:“当年下岗后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补偿款一直没敢动,全存着供孩子读书。去年儿子考上省外的大学,一年的费用就是一万多元。我们原来一个月给他450元生活费,儿子说不够用,他把所有开支一项项算给我们看,果真不够,我和他爸考虑后决定给他每月增加一百元的生活费,我们告诉他这已经是竭尽我们所能了,儿子也很理解。照这样看,他还没毕业,我们家的老本就要被掏空了。”
4 不愿打工的背后
袁青家在玉溪市轴承厂职工宿舍。走进袁青家,紧紧挤在一起的5人座沙发、摆着电视机和音响的柜子已经把狭小的客厅塞得满满的,中间是仅能容一人通过的过道。袁青和丈夫都是轴承厂的下岗职工。 袁青说以前也想过做服装生意,有几位平日很要好的朋友都是做了好多年服装生意的人,她向这几位朋友咨询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劝她别轻易涉足服装生意,他们说这几年玩服装的人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是亏的。袁青听后最终没敢动,就这样一直闲在家里。 问及下岗后找过什么工作,袁青说:“没有。”问及有没有到公益性岗位应聘,袁青说:“第一次去,人家说岁数不到。第二次去,我倒是40多岁了,他还没50岁,但是人家说人已经招够了,不要了。” 在轴承厂斜对门有一个社区创办的服务中心,在中心大门边有一个公开的用工信息发布榜,问及有没有去看看有无合适的岗位时,袁青一脸茫然。 王素红是玉溪钙镁磷肥厂的下岗职工,过去曾是一名会计。王素红说:“像我们这样的老会计不是没人要,相反还有人上门来问你愿不愿意去企业做,给的工资也不低,但是我就是不想去。帮老板干活,你得听他的,他说怎么做账你就得怎么做,风险由你一个人扛,不值。我过去的一位同事,曾在一家私企做会计,月收入上千元,最后出事了,老板把责任全推在他身上,结果这位同事被抓去关了半年,还交了10万元的罚款。我宁愿闲着,也不愿意到私企去做。”
为了帮助4050人员渡过难关,近年来我市由政府出资购买公益性岗位,使部分4050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并出台一些政策帮助4050人员再就业。红英、玉萍和王素红现在就在公益性岗位上班,红英主要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和失地农民求职意愿调查,为他们提供就业信息。玉萍在药监部门工作。王素红在绿化处协助管理城市绿地。个人的奋斗、政府的帮助能否让这些4050人员走出人生的低谷? 请继续关注《玉溪4050人员生活状况调查之再就业篇——政府向4050人员伸出援手》。
编辑:矣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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