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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担任调解主任以来,他处理过600多起纠纷,有普通邻里纠纷,赡养纠纷,也有因征地拆迁、城乡分化引起的利益冲突…… □在纠纷较多的五桂社区,他是一个“救火员”、“和事老”,一个爱管“闲事”的大叔。 □他就是王国安,一个普通的乡村调解员,因调解成绩突出成了司法部表彰的“全国标兵调解员”。


5年来,王国安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600多起。

一位领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老人来向王国安反映情况
玉溪新闻网讯(记者 白诚颖 文/图)2月9日,新平县桂山镇五桂社区一栋普通的办公楼内。清晨8点,59岁的社区调解主任王国安已出现在办公室里。 这是这个房间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不过,安静将随即被打破,因为社区片警、各居民小组长每早都将陆续到办公室碰头,召开一个简短的情况汇报和工作安排会。 8时20分,办公室里的人多了起来,会议被76岁的来访者田有福打断,他胡须斑白,穿着一件旧军装,拄着拐杖进了门,一屁股坐在了干部面前的椅子上。 “我儿子又住院了,肺炎,还有其他病。”田有福一脸无奈,但思路清晰,他反复诉说着妻子和儿子的病。 田有福是五桂社区第五居民小组的社员。为了让妻子争取到农村低保金,他曾到镇政府去上访,反映家庭困难。 “你别再上访了,跑多了影响正常的工作,你的问题可以向社区反映,我们会再考虑的。”王国安语气平和。 作为五桂社区的调解主任,王国安当然清楚田有福家的困难——妻儿常年患病,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一家三口有两人领着低保金,而田有福频频上访的理由是:家庭实在困难,三个人都应该领取低保金。 “现在低保名额有限,只能照顾最困难的,而且名单都经过了张榜公示。”王国安接着给田有福介绍五小组9户领取农村低保和21户领取城镇低保居民的情况。 “低保给的这些人,你是知道的。”王国安逐一介绍着困难户,田有福也承认,这些人困难,该给。 王国安开始摆事实、讲道理:“这回春节慰问,整个社区7000多人只慰问了4户,你家是其中之一,县委书记和县长亲自到你家慰问,这不容易啊!说明党委、政府惦记着你家。” 田有福正嘟哝着儿子的病情时,一名40岁左右的妇女走进来,要王国安帮忙调解她们3户人家的房屋地皮纠纷。但由于田有福的问题还没解决好,这名妇女被安排到外面等待。 自2000年担任本社区的人民调解员以来,因企业改制、土地拆迁、赡养问题、邻里纠纷等原因找王国安调解的来访者络绎不绝。最忙的时候,王国安一天要调解七八起纠纷。 “找他调解纠纷要排队。”桂山镇司法所的蒋翠年介绍,桂山镇60%的纠纷都在五桂社区,所以王国安的工作量很大。
1974年,初中文化程度的王国安在部队服役6年后光荣退伍。此后,他先后担任过生产队长、城关大队副大队长、文书、大队长、居委会主任、总支书记等。在五桂社区,干部们都认为他“有相当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 1996年,王国安从桂山镇城关办事处书记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出任企业办副主任,兼特禽养殖场场长。到1999年底,他决定自己办一个养殖场,自己当老板赚钱。他找好了场地,贷了10万元贷款,打算养珍珠鸡、贵妃鸡等新品种。此前,他曾到省、市的学习班进修过,已经熟练掌握了饲养技术。 如果不是一场选举,王国安可能已经拥有了自己私人的养殖场,“一年赚5万元不成问题。”2000年1月1日,王国安高票当选为五桂社区调解主任。 针对这一选举结果,妻子首先反对:“基层的官你都当遍了,50多岁的人还发挥什么余热?”女儿们也不理解:“办实业有效益,而基层工作事情多,每个月也就四五百元,自己的家庭却发展不起来。” 王国安没有当成老板,他的想法很朴素:“我不能辜负群众的信任”。社区的干部认为,王国安为人厚道,办事公道,而且对社区的情况很熟悉,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由他来当调解主任,有利于社区稳定、和谐。 当时,城关5组兴办集体经济,向社员承包了120多亩地种植柑桔,并承诺每年兑给每个社员粮食赔款330元。由于经营不善,组上不但不能兑现每年6.6万元的粮食赔款,而且还欠下基金会几十万元。 土地交了,200名群众3年没有拿到粮食款,在柑桔园干活没拿到工钱,社员们把组干部围起来要讨个说法,还有人决心上访。这个棘手的事件摆到了调解主任王国安的面前。 在村组干部的支持下,王国安分三步走。首先召开社员大会,向社员们说明实际情况,取得群众理解;其次,把集体的空闲房拍卖,筹集资金46万元,偿还基金会贷款;最后,把120亩柑桔场承包给有能力的人经营,提前收取3年租金,把该兑付给社员的粮食款和工钱写成借条,承诺还款日期。 事隔几年后,王国安回忆这起纠纷时语气平淡:“这个组债务现在全部还清了,每年还有26万元租金,年人均分红从50元提高到300元。” 8时40分,田有福还想诉说一下儿子的病,但王国安说情况都知道,改天再细谈。临走,坐在一旁的社区片警杨斌叮嘱田有福,家里用电用火要注意安全,还要注重邻里团结。“要过年了,好好过,照顾好你老伴。”王国安说。 看见田有福走了,在办公室外等候的妇女跑进来:“该解决我家的问题了。”她的问题是邻里纠纷,隔壁的邻居要拆旧房、建新房,两家就滴水、过道等问题意见不一致。 “他建房我没意见,但不能动着我的一砖一瓦。”妇女向王国安表明立场。王国安仔细了解了情况后,认为很有必要到现场实地看看,而且还要听听另两家人的说法。 王国安记录了妇女的意见和电话号码,答应听取另外两方的意见后,通知三方一起来协议解决。 把这名妇女送走后,一对年轻夫妇来到王国安的办公室。“哦,今天领导都在呢,无论如何今天一定要帮我们解决清楚”。看到屋里多名小组长,年轻的小媳妇脱口而出,丈夫也说:“今天还不解决我就去闹,出了事情再说。” 年轻人叫赵大眉(化名)。两天前,居民小组年终分红,但他和妻儿的那一份被父亲领走,他要钱未果,于是来找王国安调解,要求分户,并拿回1500元分红。 “户主是他父亲,他父亲说并着一起领,我就拿给他了。”坐在一旁的村民小组长向王国安说明情况。 赵大眉怒气未消:“我已经忍了一年多了,人逼急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听着,你不能去闹,这件事不是简单的分户问题,还涉及到赡养问题。”王国安说。 “我爹说不要我养!” “子女赡养老人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你的权利和义务,不养不行!” 调查和争论持续到9时28分,年轻夫妇坚持让“当官的”当即召开家庭会议,尽快为之解决家庭纠纷。王国安显得很为难,“今早确实还有事”。 随后,要建盖新房的一名中年男子来找王国安,但与之产生纠纷的那名妇女在半小时前就走了。王国安照样听取和记录了他反映的情况,答应等调查清楚后召集所有的当事人一起协议解决。 2002年10月的一天,王国安和村民小组长、妇女主任强行把李建华(化名)的床铺从猪圈里搬进家,要求李建华的儿子赡养父亲。 李建华经历坎坷,在遭受了20余年的牢狱之苦后,大儿子吸毒死亡,二儿子做点小生意,小儿子劳教两次后仍恶习不改,经常打架斗殴,还把70岁的他赶到猪圈里住。 王国安回忆,那天下着雨,猪圈里很潮湿,李建华的裤子被雨打湿了,瑟瑟发抖,他流着泪向村组干部诉说自己的不幸。 家庭会议当即召开,父亲要求儿子给他吃、穿、住,他尽量帮忙做活;而儿子要求父亲脾气不要怪,不能乱打人、骂人。随后,在王国安等人的调解下,两个儿子表示愿意赡养父亲。 但小儿子提出,“我想养但没有能力。”王国安等人协调了1000元钱给小儿子做生意,在他自食其力后,每月给父亲100元生活费。 对于解决赡养纠纷,王国安有自己的理论,“赡养合同里要处理好住房、吃饭、看病和丧事的问题,四方面清楚就不会扯皮。”2003年以前,王国安处理了30多起赡养纠纷,很多纠纷都以协议的形式定下来。 “2006年的赡养纠纷很少,基本没有写协议就处理妥当了。”王国安有小小的成就感。 对于王国安来说,在所有的奖状中,最具分量的恐怕是来自司法部的奖励——“全国标兵调解员”。先进事迹材料中称,他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600多起,调解成功率达97%,及时处理和消除矛盾激化事件24起,防止“民转刑”案件20起,防止群体性上访3起,使12对夫妻破镜重圆,8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和睦相处。 但王国安并不骄傲,他认为经济困难引起的纠纷、婚姻纠纷等类型他还调解不了。有时候的调解他很依赖社区民警杨斌。“他穿着制服,有执法权,尤其碰到打架斗殴的,他很有威慑力”。王国安说。 下午2点半,王国安和居民小组长等人一起给赵大眉家召开家庭会议。四个多小时以后,协议基本达成。接近下午7点,王国安饿着肚子回到了家。
编辑:刘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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