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吕向群 白诚颖 文/图

　　玉溪新闻网讯　地震的来临并非毫无征兆。通海大地震发生前，大自然已经用它的方式，一遍又一遍提醒着人们灾难即将到来。遗憾的是，因为相关知识的缺乏，使人们错过了躲避灾难的机会。
    震后通海在加强专业台站预报工作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群测群防。这种专群结合的地震监测体系在全国推广后，在地震短临预报方面显示出较大的优势。
    可惜的是，唐山大地震后，“地震无法预测”的观念在全国占了上风，民间的很多观测手段被部分地震专家视为“干扰”，群测群防渐渐被遗弃。

位于高大乡的地震监测点

震前预兆被谁忽略

    人类能否准确地预测地震，从而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带来的危害？这无疑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对于那些亲身经历过大地震的人来说，这一愿望尤为迫切。
    曾云文，通海县防震减灾局局长，曾亲历了通海大地震，并在地震中痛失弟弟、妹妹和奶奶；1970年代，曾云文作为工农兵学员被选派到北大地质地理系地貌学专业学习；这些特殊的经历，使他深谙地震预测工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地震的来临并非毫无征兆。通海大地震发生前，其实大自然已经用它的方式，一遍又一遍提醒着人们灾难即将到来。遗憾的是，因为相关知识的缺乏，使我们错过了躲避灾难的机会。”曾云文说。
    曾云文的家乡——高大陶茂村位于通海大地震的极震区。据曾云文回忆，在他周围，动物、植物在震前都有种种异常反应。水井翻花、冒泡，果树反季开花，尤其是地震前3天，动物的反常反应更为突出。
    地震来临的前一天，在曾云文做客的村子——石屏县山后村，属村集体所有的二三十头耕牛不愿进厩，被强行赶进厩里后，整晚都在闹腾。通常第二天放牛都要进去驱赶牛才出来，但第二天天一亮，放牛人刚走近牛厩就发现牛在拼命撞门，一打开门，二三十头耕牛惊慌失措地一起往外冲，差点把放牛人冲倒在地。  
    陶茂村村头有棵大万年青树，以往栖息着各种飞鸟，地震前几天，其他飞鸟悉数消失，直径达二三十米的树冠上，黑压压的停满了成百上千只乌鸦。乌鸦凄厉的叫声在冬日的傍晚听起来异常阴森恐怖，村里的老人都说要有大灾难发生了，但都认为可能是要打仗。
    陶茂村有两口水井，平时是左边的井出水少、右边的井出水多，突然间变成左边出水多，井水甚至流溢出来，而右边的井却干涸了。
    今年75岁的退休老干部普家寿也给记者描述了当时的各种异常现象：冬天桃树开花结果，狗爬房子，老鼠成几十只甚至上百只地四处乱窜。在他下乡的六一村，震前两三天井水翻浑，有渣。
    但由于地震常识的缺乏，那一年出现的种种异常大都被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并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再加上中苏关系紧张，全国都在备战备荒，很多人都把这些反常视为战争即将到来的征兆，而忽略了地震。

一次未尽的地质考察

    尤为遗憾的是，早在通海大地震前，当时的地质部长李四光已觉察到北方唐古拉断裂到云南的断裂带有地质异常，有可能发生灾害性地震。当时的地球所等单位还于1969年年底派出地质工作者到曲江断裂带进行考察，其中一个组就住在曾云文的老家。“考察队早出晚归，考察内容是保密的。当时已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我们村也有人去找队员聊天，却未聊起过这些异常现象。”曾云文说。
    队员们的考察为期一个月，队员们撤走后不到一周，通海大地震就发生了。
    队员们当时在通海考察到了什么？如果有人将临震前的种种异常及时告诉他们，他们是否会对大地震有所警觉？再或者，如果队员们再住一两天，等到各种异常现象非常突出时，能否帮助他们预测到即将到来的大地震？时隔三十多年后，这些问题已无从考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队员们就在陶茂村的仓库里打地铺，“震后堆在二楼的木板全砸了下来，就砸在他们打地铺的地方，不走他们也活不成。”曾云文说。
    多年后，曾云文在其学术文章《动物预报地震》中这样写道：“动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获得了某些比人还要灵敏的听觉和嗅觉，使得它们能够从自身特定的生活环境中获得所必须的生存信息……某些动物凭借其本身特有的感觉本领，能在地震前觉察到某些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因素的异常变化并在行为活动上表现出来。”
    这样的分析对于当时的通海人民来说来得太晚了。由于此前对地震科普知识宣传的很少，使人们对大自然的警示置若罔闻，大地震终于在人们毫无防备中发生了。

“群测群防”的人民战争

    对震前预兆的麻木无知成了一代通海人心中的隐痛。
    震后当天，国家在通海县城设置了地震监测预报台站。震后12天，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国家地震局，负责地震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地震活动强烈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把地震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成立地震工作管理机构。从此，中国地震预报的国家队和地方队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地震预报工作。“没有通海大地震，就没有我国庞大的地震工作机构。”曾云文如是评价通海大地震的意义。
    在加强专业台站预报工作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让大家都来监测可能出现的地质异常成了一项非常迫切的工作。
    1970年代，周恩来总理作出了做好群测群防工作的指示，打一场地震监测的人民战争。作为震区的通海县，群测群防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创造了群测群防“三落实、五结合”的好经验，即组织、思想、措施落实，本职工作与地震工作、领导与群众、微观与宏观、土简监测手段与专业监测手段、测报点与面上的宏观观测相结合。
    在震后的通海，地震知识作为乡土教材被编入中小学教学内容；全县中小学校、机关、厂矿、农村普遍建立了地震业余测报点，最多的时期，全县有上百个地震监测点，各个企业、单位都有人兼职在做地震监测工作；在地震监测预报方面，除了总结地下水、动物、地声、地光等短临宏观前兆外，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还在众多的宏观点上进行推广和实际运用。
    群众性业余地震测报组收集到的种种数据，都会及时上报地震工作机构，与专业站点监测的数据两相对照，综合分析，形成专业队伍与群测群防相结合的地震监测体系。
    这种“专群结合”的经验很快被奉为典范。据不完全统计，从1972年至1977年，省内外组织到通海学习调研的单位达160多个、300多人次；13个国家的专家前来考察大地震现场、参观群测群防点。群测群防制度在全国推广开来。

失落的“群测群防”

    实践证明，这种“专群结合”的地震监测体系在地震预测方面显示出较大的优势。
    1974年12月，辽南地区的一些台站和群众测报网点相继发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异常现象，辽宁省地震部门根据这些现象，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预测了7级以上地震。事后辽宁的地震专家坦言，当时用的土地电观测技术，就是从通海学去的。
    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专群结合的地震监测网已经成熟。尽管当时没有发出地震预报，但据2006年众多媒体相继披露，震前中国的部分地震专家和民间监测点都曾上报过地震预报，但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才使唐山人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而距离唐山不远的青龙县，由于对临震预报非常重视，采取了避震措施，虽然房屋被损坏18万间，却无一人死亡。
    通海县在1985年8月预测到建水将发生5至6级地震，误差仅为3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依靠的也是群测群防中的土法预测。
    “实践证明，土地电、土地磁、土应力等观测手段，如果本身符合科学规律，确实在地震短临预报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曾云文说。
    可惜的是，唐山大地震后，“地震无法预测”的观念在全国占了上风，民间的很多观测手段被部分地震专家视为“干扰”，群测群防亦渐渐被遗弃。
    在群测群防较早的实施地通海，到了1985年，上百个监测点仅保留了四街、高大、汉邑、古城、河西五个点；1991年后，所有的监测点均被遗弃。
    “当初取消这些观测点时，我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某些不具备科学价值的监测方法确实该淘汰，但如果符合科学原理、有科学依据的，比如土地电、土陶瓷等，就这样砍了实在太可惜。”曾云文说。
    令人惋惜之处还在于，很多点都是监测了十多年的，一旦废弃，数据的持续性就会出现断裂，而地震预测需要从长期、持续的数据中总结规律，今后，即使这些监测点得到恢复，其损失同样难以弥补。

“群测群防”能否重生

    据相关报道，1998年以来，已有多位专家多次上书国家地震局，呼吁最大限度地调动专业和民间群测群防地震的积极性，建立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与民间专家共生的中国地震预测多元化监督机制，以防范大地震的悲剧。持这一观点的专家认为，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而我国民间的很多监测手段，在短临预报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2004年，中国地震局出台《群测群防工作大纲》，再次肯定了群测群防工作。以此为契机，通海县于2005年建立了18个监测点，由专人进行监测。
    再度启用群测群防，对于通海人来说，是值得欣慰的事。“玉溪市除了元江县以外，其他县区都属于国家防震重点监测区。群测群防是我们专业监测点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再度启用群测群防，对于地震预测工作来说，非常迫切。”曾云文说。
    但曾云文也坦言，“现在的群测群防监测点和以前没法比了。一是经费紧张，我们18个监测点，每年只有两万元的专项经费，实在是杯水车薪；二是人们的责任心不如以前了，以前虽然也没有经费，但以前的人也不讲这些，群众的积极性非常高，人一旦确定下来，会非常负责地及时察看、及时汇报。现在只有那么一点经费，要保证人们有多大的积极性，我看难。”

编辑：李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