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随着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千里走单骑》在全国上映，影片中“男2号”的扮演者澄江农民李加民成了县里知名的人物。“触电”过后，李加民依然在老家栽烤烟、种菜豌豆。他明白：他只是一个为供儿子上大学卖了房子的农民，一个为理想而奋斗的普通人物。

李加民和张艺谋在丽江合影留念。（李加民提供）

李加民在整理柿花树。    本报记者 白诚颖 摄

□　本报记者 白诚颖

  如果不是出演《千里走单骑》中的角色，李加民的名字恐怕不会被国内外媒体广泛地提及，小学文化的李加民恐怕也不会在生日和新年到来的时候，收到日本人祝福的贺卡。
  李加民最真实的身份是澄江县吉花村委会鲁溪营的村民，一个常年栽烤烟、种菜豌豆的普通农民。现在，这个农民演员的生活除了栽田种地、泡茶馆外，还经常接受中外媒体记者的采访。
  7月1日，澄江县吉花村委会鲁溪营132号。上午9点，李加民坐在客厅里吸着水烟筒，门前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村庄被淅淅沥沥的小雨淋湿了。客厅摆设简单：一台笨重的立式秤、碾米设备、几个草墩，还有一辆老式的凤凰牌自行车，座椅烂了，上面套着红色塑料袋。
  清晨6点，李加民起了个早，独自挑着箩筐到田里摘了一满筐茄子。把茄子抬上三轮车后，李加民让媳妇骑着三轮车到县城农贸市场卖。随后，李加民在自家客厅兼碾米房里，帮人碾了400公斤谷子，收了16元劳务费。
  这个碾米房是村子里的公房。为供儿子上大学，李加民卖了自家的砖房，搬到碾米房里住。“人是房子的胆，没有人住的房子会腐朽。”李加民认为，房子空了反而不好，住在这里还可以保养房子。

A电影演员

    2004年8月29日，张艺谋的副导演来找李加民时，他还在田里打烟杈。“有人来找你了！”媳妇一路小跑着去田里喊李加民。
    据说，李加民出演的那个角色，张艺谋已在全国范围内物色了上百名候选演员。此前，其副导演在澄江转了一圈，没找到合适的，于是求助于澄江县文体局。县文体局从98个农村文艺队里推荐了30多个业余演员供挑选，李加民是其中之一。
    那天早上副导演拿来一个小品的剧本：一个开拖拉机的师傅很好酒，车翻后把媳妇压死了。戏里，别人劝拖拉机师傅再找一个，但他思念妻子，哭了。李加民演那个拖拉机师傅，试镜4次。
    一个月以后，副导演再次来到李加民家，又让他表演了一个小品。这次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倔强的父亲，他不同意女儿的婚事，但最终演电影的事并没有定下来。
    到了11月，李加民泡茶馆时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千里走单骑》于2004年11月19日在丽江开机！李加民有些淡淡的失落：“黄了，演不成了。”
    电影开机的第5天，李加民意外地接到邀请演出的电话。此前，有两个人试过戏，但张导演说“总差点什么”。
    澄江县原文化局局长杨应康听过一个传言：剧组曾找过一个老干部，表演水平不错，但他哭不出来。“生活好好的，我哭什么呀？”
    但李加民不同，他在县里演古装戏《青峰亭》时，低头唱一句，一抬头就泪流满面。他演的现代剧《法与情》、《血染的婚礼》等，眼泪会根据剧情需要一下滚出来。

B戏迷

    “服刑人员李加民前来报到，请指示！”在电影里，囚犯李加民很精神地向狱警报告。时隔一年多后，李加民仍然很熟练地说出他的台词。
    李加民的艺术细胞可以追溯到1962年。那年，为了挣到2.5分工分，11岁的李加民天天赶牛犁地。有一天在路上捡到一个破口琴，简单维修后，李加民拿起来就吹了一个《北京有个金太阳》。
   “我们赶上了文革，所以没有希望。”提到往事，李加民对命运有太多的感慨。尽管只上到小学毕业，李加民还是学会了二胡、吉他、三弦、笛子等乐器。小时候听的滇剧《借亲配》，李加民现在还能和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在茶馆里对唱。
    1970年在小靳庄，县滇剧团入村工作组编排了一出花灯歌舞剧《山花赞》，李加民演大队支部书记。正式演出前夕，李加民被告知不准演，理由是“成分不好”，没有资格演党的书记，而且，他还必须教会另一名新演员，否则要被斗。
    收完谷子，李加民一个人坐在稻田的草垛上听着本该属于他演的歌舞剧，演出40多分钟，他哭着听了40多分钟。“你们嫌我这嫌我那的，以后我演一场电影给你们看看。”李加民发誓，他默默地学习演唱、乐器，包括讲普通话，成为澄江县90多支农村文艺队里的一名业余演员。
    这一天终于在他53岁时到来。
    2004年11月25日晚，李加民得知，他必须到农场做10天服刑人员。李加民傻眼了：“我很想演电影，但我不想当犯人。”
    李加民最终进了监狱。同监室的犯人问他犯什么罪，李加民很坦然：“交通肇事罪，开车把人压死了。”而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副监狱长一个人知道。
    “哐啷”一声，监狱大门关闭了，李加民开始了他的囚徒生活。一天后，副导演来看望李加民，拿着电话隔着玻璃墙，李加民无语，却泪流成河，泪为监狱生活而流，为满腹委屈而流。

C“我是农民”

    在监狱里拍最后一场戏，《千里走单骑》的中方第一主角李加民把很多犯人引哭了。拍到第三遍，张艺谋走上前拉着他的手说：“老李，这场演得很不错，但这是规矩，你还得再演第四遍。”
    谈及张艺谋，李加民认为张导演对他很照顾，人很随和，很有耐心，“有一场戏拍了30多遍他都没发火”。即便在监狱中得了重感冒和胃病，李加民依然坚持出操，打扫操场、厕所。演员身份暴露后，他依然和同监室的人相处融洽。
    澄江县文体局局长李锐说：李加民在表演方面有自己的特点，表情丰富，能把自己融入戏中，演戏很用心，也有一定的演技水平。而张艺谋则认为，“李加民演得很真实”，剧组有人认为，“李加民的戏很好拍，一天的戏他半天就拍了”。
    演戏仅仅是李加民的业余爱好，所以，戏还没开拍，他就大大咧咧地向剧组提要求：“我是农民，我的戏拍快点，我还要急着回家种田。”
    《千里走单骑》上映后，村民们渐渐知道，“村里演戏的那个李加民演电影了”。现在，仍有村民传言：“李加民这家伙演电影得了4000块钱！”
    2006年6月29日，李加民证实，演电影的劳务费实际只有2500元。他与剧组签订了70天的演出合同，每天35元劳务费，一共2450元，剧组添了50元凑了个整数。此后，剧组又补给一部分医疗费，让他去看病。“我不在乎给多少钱，我喜欢文学艺术，我演电影不是冲着钱去的，只是我儿子还在上大学需要钱。”李加民说。
     2004年，种烤烟收入3200元，种菜豌豆收入7000元，帮人打糠、碾米收入3000多元。那年的收入，李加民大部分给了上大学的儿子，他和妻子则节衣缩食地生活着。
    勤劳、勤俭并没有让他富起来。劳动时他被打糠机伤了左手：手臂粉碎性骨折，食指断了。李加民流着汗流着血去了县中医院，住院7天，一看住院费飙升到4800元，他赶快出了院。“疼可以忍耐。”李加民说。
    这意外除了损失金钱外，还搭上食指。李加民的食指虽然接好了，但是，手指不能弯曲，他再也不能拉二胡了！

D关索戏情缘

   生活经历沧桑，50岁左右。这是张艺谋在挑选李加民这个角色时对演员的要求。对李加民来说，他的经历足够沧桑。
    母亲24岁时父亲就死了，读书赶上文革，因为“成分不好”，处处受压制。5岁，被送给亲戚养，常常被打，他又跑了回来；13岁，冬天他赤脚去工地修公路；14岁，去炸石头，左手三个指甲被石头刷掉；17岁，上瓦窑，担负起成年人的担子。
    1976年，李加民借钱买了辆拖拉机做生意。车翻了，拖拉机和麦子滚下三四十米的深箐，他跳车逃过一劫。他修过摩托车、单车、三轮车，还开过汽车、推土机。他骑着摩托车在又泥又烂的山路上奔驰，赶到偏远的村庄去卖豆腐，有时也贩卖桃子、大蒜和蔬菜。只要能赚钱，哪怕掏厕所李加民都干。“我什么都会做，就是没有富起来。”李加民有些伤感地说。
    2001年，73岁的母亲得癌症去世了。此前，她医了15个月的病，让李加民和哥哥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提到母亲，李加民的眼圈红了，他仍然觉得对不起母亲。此后，儿子考上兰州大学，为了筹集学费，李加民把房子卖了。
    或许是经历丰富的缘故，李加民能在电影、戏剧里真切地感受各种人物命运的沉沦和悲欢，能在需要的时候流出眼泪。
    日本一家航空杂志社的记者在采访李加民后说：“我们每次印刷2.8万册，全世界都知道你了！”他们劝李加民去日本发展。而一家杂志社的记者建议李加民去北京，说他有天分。李加民异常平静地说：“我离不开这块土地，我是土生土长的澄江人，离开就不是我了。”
    对李加民来说，他现在的任务还有三个：一是供儿子上完大学；二是拥有自己的住房；三是希望能尽己所能，发展澄江的关索戏。
    在演电影前，李加民只会唱花灯、滇剧，阳宗镇81岁的老艺人李本灿教了他半个月，“把压箱子底的都掏出来了”。李加民说，他有义务和责任来传承、发展关索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