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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但今天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当时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无条件投降后，经历了八年抗战的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都迫切需要休养生息，重整家园，再建河山，迅速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所以都欢欣鼓舞地庆祝胜利，希望胜利能带来和平幸福的生活，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处心积虑地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实行法西斯军事独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要求制止内战危机，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经过多方努力，周恩来同志曾多次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毛泽东同志并亲自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但蒋介石处心积虑要夺取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使中国仍然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抗战的血迹未干，人民的喘息未定，蒋介石在美帝支持下，调动大军，联合敌伪向解放区军民进攻，发动了屠杀人民的内战！使全国人民继续陷于漫天烽火的苦难深渊。我们云南三迤健儿，被拉去东北打内战，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都驻有成千上万的美军，这些自诩文明的强盗们，到处横行霸道，酗酒闹事，强奸妇女，殴打人民，吉普车在街上横冲直闯！汽车辗死市民的事件，经常发生……
蒋介石对“双十协定”毫无诚意，决心发动内战的另一事实表现，就是云南人民最难忘的“十月三日那一天”的惨痛事变：蒋介石为了要使云南省主席龙云下台，为了更残暴地镇压当时昆明蓬勃掀起的民主运动，就发动军事政变把龙云逼走，建立他自己的嫡系反动统治……因而驻昆明的中央军(第五军)就与龙云的地方部队发生激烈的巷战，从十月三日到五日，全市紧急威严！三天三夜，枪声、炮声不绝于耳，使无辜市民饱受惊扰。
在那三天里，我们学校周围，随时都响着枪声、炮声，全体师生，不能出门一步，所以每顿只能喝两碗稀饭。校舍屋顶是用茅草铺盖，墙壁蔑笆编成的，以所当枪声大作时，就不敢在宿舍里睡觉，只有到唯一的瓦房土墙里面去躲避流弹。同学中大半是从北方辗转流亡到昆明的苦学生，不少同学是半工半读，生活都很凊苦。
由于上述情况，因而:反对国民党发动新的内战，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反对法西斯血腥统治，要求民主自由；反对美帝干涉中国内政，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就成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迫切愿望。
“一二．一”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是光荣的云南护国纪念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四个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和三十二个群众团体，联合举办了一个反内战时事晚会,会场原定在云南大学礼堂。但是国民党反动当局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就在准备开会的前一天，由蒋介石的忠实走狗李宗黄(代理云南省主席)、关麟征(云南省警备司令)……举行了紧急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会后公布了禁止集会游行的命令。并且在云大周围布置大批军警特务，严密戒备，但是威胁、恐吓、阻挠、破坏，吓不倒爱国学生们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决心和意志，时事晚会照样举行，只是把地点改在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参加晚会的约有六、七千人。
西南联大的教授：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吴晗、尚越、闻一多等几位先生出席晚会演讲，钱端升教授第一个在掌声中定上了用桌子搭起来的临时讲台，他指责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拥护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就在他讲演的时候，墙外突然传来了枪声！同学们都很镇静。到八点半钟左右，电线突然被割断了！同学们立即点上了已经准备好的煤气灯，大会继续进行。到第二位教授(伍启元先生)讲演的时候，枪声更密了，子弹从四面八方密集地掠过会场上空，而且呼啸声越来越近，几乎是从头顶、耳旁飞掠过去，有的同学就匍伏下来，师生们非常愤怒，大家用坚持开会的行动来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会议按原定计划继续下去，费孝通、潘大逵等教授继续演讲，教授们从政治、经济、国内、国际形势等方面分析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是违反人民意志的，必须坚决制止……就在晚会进行当中，有一个自称“王老百姓”的登上讲台，他重复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是内乱非内战”等反动言论，捣乱会场。同学们警惕性很高，马上就识别出来，把他哄下台去。这个“王老百姓”，原来就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会场气氛这时非常紧张而又非常镇静。会议还通过了反对内战的宣言，最后在反内战的雄壮歌声中散会。反动派见暴力威胁不成，便宣布戒严，这时，参加会议的几千人的行列刚跨出联大校门，就被枪声阻止，学校也被国民党军营包围，不准通行。数千学生和市民在严冬深夜的寒风中徘徊着、抖颤着……昆明学生愤怒了！
当天晚上，联大同学就发起罢课，抗议国民党非法侵犯学生集会自由的暴行。第二天，国民党的造谣机关——“中央社”，竟以“西郊匪警，半夜枪声，”的消息来欺骗市民群众。当然，这就更激起了广大同学的愤怒！于是，昆明全市中等以上学校三十多校纷纷响应，先后罢课。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了“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草拟了《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等—系列文告，提出了一系列代表人民意志随正义要求和正确主张……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李宗黄在全市中等学校校长会议上叫喊：“要不惜流血来对付学生，”关麟征凶相毕露地说：“学生有开会的自由，我们有开枪的自由！”果然，十二月一日，残酷的屠杀开始了！
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的血腥手段，比之“五四”、“一二·九”时期更凶残、更野蛮得多了，他们从用皮鞭、水龙、大刀、木棒，“进步”到用刺刀、铁棒、手枪、手榴弹、步枪；从用警察镇压，“进步”到用军队、宪警、特务、流氓，在日寇面前，他们日退千里，在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前大施淫威，反动派调动了大批军队、宪警、特务流氓，冲进学校，对学生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镇压屠杀！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他们集中火力攻打的就是当时被称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临时组成的联合大学)。
其实，早在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就有不少特务、打手借口要看壁报，闯进学校来无理取闹、挑衅肇事、撕毁壁报殴打学生……但这只是战斗前的序幕。
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时半左右，带着步枪、手枪、手榴弹、铁棒、石块的数百名特务打手组成的“军官总队”冲到联大“新校舍”大门口(校舍四周筑有矮矮的一道土墙，有一道木制的大门）。同学们闻讯，立即关起了大门，敲起了脸盆，几百个同学从饭厅里冲了出来，向大门奔去，特务用枪托、石块猛烈地冲击大门，眼看大门就要打破，门缝中已看得见特别凶险的面孔。但同学们毫不畏惧，高声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几十个同学用身子紧紧抵住大门，有的同学就搬了很多桌子、 椅子、黑板、石块来垒成几公尺高的“防御工事”来抵住敌人。当时的情势是危急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久经训练特务、打手，我们是手无寸铁的毫无准备的青年学生，但愤怒和正义支持着我们，真是置生死于度外，同学们愈来愈多，和敌人展开了“石头战”。
有的同学英勇地爬上墙头向特务喊话，被特务投石打伤下来，有的同学冲出去和敌人谈判，也披打伤回来……显然，他们是要进来行凶打人的，后来，大门是被他们打破了，但有桌子、板凳等“防御工事”阻住了敌人的进路。冲进“工事”三四个敌人，又被我们打出去，有一个还被我们俘虏了……敌人恼差成怒，就向我们投掷手榴弹，幸而被南箐中学的于再老师看见，就奋不顾身地跑去阻拦，结果手榴弹爆炸，于再老师被炸成重伤 (于当晚救治无效逝世)。
敌人连续发动三次进攻，由于同学们坚守阵地，结果都未得逞，最后悻悻退至路旁，等待时机，准备卷土重来……
另一批特务打手五六十人，带着手枪、步枪、刺刀、手榴弹、铁棒、扁担等凶器，于同时冲进联大师范学院，我们刚刚吃完午饭，敌人就冲进来，他们开枪射击，投了一枚手榴弹(幸未有人受伤)。我们只得退到后院，并向隔壁工校求援。工校同学闻声冲过来配合我们，全力把特务打退，曾两次击退特务的攻势，在最后一次把敌人赶出大门时，敌人恼羞成怒，打破大门，就回身投进两枚手榴弹！战斗在最前面的潘琰、李鲁连和工校同学张华昌被炸成重伤，其余还有十余人受伤……潘琰被炸伤后，还挣扎着起来营救另一位被炸伤的同学，结果被毫无人性的特务转回来向她肚子上狠狠戳了三刀！血流遍地！市民们纷纷因拢来看，都被特务打退。男女老少无不愤慨惊叹：“这是什么世界！”……这些特务暴徒，冲进校内打枪、投弹、行凶、杀人后，扬长过市。有的特务被师生打退后，还逗留在街头路边，等待机会，准备再度行凶。
在这最黑暗的一天，昆明显得格外恐怖，特务打手仍然在学校周围徘徊等待，惨案随时都有再度发生的可能。在这紧急关头，地下党决定领导同学坚持斗争，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予以坚决有力的回击。在党的领导下，许多同学都英勇地投入了斗争的行列。大家明知一出校门就有被殴打和被屠杀的危险，但许多同学都要求把自己派出去抬担架、救护受伤的同学……
我们用帆布床把受伤的同学抬到云大医院去抢救(我与另一位同学抬着李鲁连同学)但在去医院的路上，还要经过郊外一段较长的公路，而那些特务打手，还截堵在那里不容我们过去，我们就拼命地冒着特务的拳打脚踢冲了过去……所以无论是受伤的和抬担架的同学都又遣到特务的一顿毒打。到了医院里，特务们还去包围着医院狂喊大叫，要冲进来再度逞凶！医院把大门关了，医师出来和他们交涉，也遭到毒打。女护士马静成去劝阻他们，也遭毒打。但医生护士仍然流着眼泪在紧张抢救受伤的同学……抬到医院时已经气绝，年龄只有十八岁，是联大师院最年轻的一位同学。
张华昌(是师院隔壁工校闻声冲过来支援我们打退敌人的一位同学)。被炸弹破片炸中头部，这位年仅十七岁的年轻同学，送到医院抢救无效，到下午五时，就与世长辞了。
潘琰是我们同级的一位女同学，是一个经历了干苦万难从徐州辗转逃难到昆明来读书的苦学生，原先只是胸部被炸伤，手指被削断，本不致于死，但又被特务在腹部上猛戳三刀，肠子被铰断成几截，在路上又被特务从担架上打得跌了下来，以后流血过多，也于当日(下午五时半)在云大医院最后喊着：“同学们！团结啊！”而与我们永别了！
还有另一位同学缪祥烈，左腿骨被炸断，后来医治无效，只好锯掉一支腿，变成残废。(直至前年，因锯腿部位发生癌变，不幸逝世)。
另外还有伤势较重的十余人，轻伤的数十人，甚至联大教授，也有被打伤的。抬担架在途中被打伤的同学，又变成新的伤员，留在医院里治疗……
也就在这一天，从上午九时到下午四时，大批特务和身穿制服、佩带符号的军人，携带各种武器棍棒，分头闯入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等学校，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抢走手表、水笔等物，充分说明这是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大屠杀……
这就是昆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和它的高潮“一二·一”惨案的概况。
伟大的人民诗人、民主战士、革命先烈闻一多教授在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中最后这样说：“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也就在这一天，死难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从这天起，在整整一个月中，作为四烈士灵堂的联大图书馆，几乎每天都挤满了成千成万扶老携幼的致敬的市民。有的甚至从近郊数十里进来朝拜烈士的遗骸。从这天起，全国各地，乃至海外，通过物质和精神的种种不同的形式，不断寄来人间最深厚的同情和最祟高的敬礼。在这些日子里，昆明成了民主运动的心脏，从这里吸收着也输送着愤怒的热血和狂潮。从此，全国的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更加热烈地展开，终于在南北各地一连串的血案当中，促成了停止内战协商团结的新局面。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写下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这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末，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懦怯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个反动派，都战栗地倒下去！四烈士的血不会是白流的。”
是的，四烈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站起来”！同学们决心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把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坚持战斗下去，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十二月二日下午三时，在联大图书馆前，在极度悲愤和沉痛的气氛中，一万多人(包括各校师生、各界人士和广大市民)人人臂戴黑纱，在庄严肃穆而又万分悲痛中，与烈士遗体告别，然后装殓烈士遗体……全体同学在烈士灵前庄严宣誓：“我们不仅仅哀悼，我们誓死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到底！我们要复仇，为千千万万无辜地被法西斯匪徒杀害的人民复仇！我们誓踏着你们的血迹前进!决不后退一步……你们死了！还有我们！”
几天之内，单联大一校，主动参加罢课委员会工作的人数，就由三百多人增加到八百多人，前来灵堂祭奠追悼烈士的各族各界人民达二十多万人次，收到的挽联有二千多副，收到的捐款有三千多万元(包括一部分中、下级军官捐款)各校教师都纷纷罢教支持我们，很多平时不问政治的同学，都踊跃报名积极参加工作。同学们都化悲痛为力量，主动争取担任艰苦危险的任务。有的明知出去非常危险，但都要求担任街头宣传、救护伤员、守夜巡逻、到各校去联络和散发、张贴传单等。
许多教室都成了临时的办公室。每天都由“罢委会”印发出大量的宣传品，“高声唱歌咏队”连夜编出了《挽歌》，“联大剧艺社”连夜创作出《凯旋》、《告地状》等活报剧，“阳光美术社”画出了多幅宣传漫画。同学们、教师们都写出了大量挽诗、挽联、祭文、悼词……“救护队”守卫着药包和担架，准备着应付再发生的意外事变。 “纠察队”勇敢机智地站岗放哨，保卫着师生的安全，全校都进入紧急的动员状态。然而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联大成了全市学校学生运动的心脏，充分显示出青年学生的组织才能、领导艺术和战斗精神。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广大同学部笼罩在悲哀和愤怒的气氛中,“化悲痛为力量”是我们当时的口号。同学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最突出的表现在宣传工作上。在当时，出外宣传，是冒着挨打和生命危险的十分艰险的斗争！从罢课开始，反动派就在街上布满特务打手，上街宣传的同学，一批一批地遭到毒打：有的被刺刀刺伤了大腿，有的被手枪击伤了手臂，有的被铁棍、扁担打昏在地，有的女同学被捕特务踩在地上用棍棒毒打！有的被铁棒打伤了，被老百姓救到家里去。
由于外出宣传，是我们和敌人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但力量分散，就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的宣传队伍也越来越扩大，所以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后来就采取了“化零为整”的宣传办法，有组织地集中在市中心区，一切街头剧、活报剧、漫画、歌咏、演讲……等宣传活动，就在特务的包围、棍棒、手枪、刺刀的威胁、捣乱下和成千上万的群众见面，扩大着政治影响。特务们在街头追打学生的情况，是众目所视的了，这就更生动地教育了广大市民群众，使他们看清了：谁是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是谁不给人民最基本的民主自由？是谁不让流浪在外多年的人民回老家去重建家园？是谁在杀害、毒打这些代表人民意愿坚持正义斗争的爱国学生……从而使反内战争民主的种子，通过对一二·一惨案的扩大宣传，撒播到全昆明、全云南、全中国的各个地方……
一二·一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全国各大城市，都举行了沉痛的悼念活动和游行示威，声援昆明的运动。全国各界名流、学者、作家、教授…“都写文章、作演讲、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和屠杀人民的罪行！挽诗、挽联、祭文、悼词……象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不断飞来！每天到四烈士灵堂来凭吊哀悼烈士的各族各界人士，数十日内，从早到晚，络绎不绝……而—些挽诗、挽联、挽歌、祭文、悼词，实际上都是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强烈的抗议，无情的揭露、有力的谴责、辛辣的讽刺和沉重的抨击。
到了十二月中旬，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迫使蒋介石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学生和教师的共同斗争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作出让步，先后将“一二一”惨案的主犯关麟征、李宗黄调出云南，由地方当局出面，表示取消禁止集会游行的禁令，保障学生人身自由，负责死者的丧葬、生者的抚恤和赔偿公私损失，基本上接受了学生提出的复课条件，根据省工委的战略部署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有理、有利、有节的战略思想。同时昆明各报，包括当时称为造谣报的昆明《中央日报》，皆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刊登联大常委梅贻琦、云大校长熊庆来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一二·一”惨案真相的谈话》……于是十二月二十七日，罢课联合委员会发表了《复课宣言》，全市三万多学生，就有秩序地正式“停灵复课”。反内战、争民主的伟大爱国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但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一二·一”运动的高潮是四烈士出殡大游行。因为这是反动派最害伯的，所以在出殡之前，我们就与反动当局进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直到出殡那天(三月十七日)，反动当局还动员全体军、警、特务百般阻挠，并下令全市市民关门闭户，不准外出来看……但反动派的刺刀、机枪，阻拦不住同学们大无畏的精神,人民不怕死，反动派就束手无策，一切武器都失去了力量。四烈士的出殡，实际上是对反动派的大示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得非常严密：三万人的送殡行列，周围都组织了纠察队，同学们都手臂挽着手臂，冲破了大批军警布满刀枪的重重包围和百般阻挠。三万人含着悲愤的眼泪，唱着沉痛而悲壮的《送葬歌》，抬着四烈士的灵柩和几千副挽联、挽诗、字标、漫画……走遍了全市的几条大街。这一天，几十万人的昆明，显得分外肃静，只听见每个街口那些市民在我们所摆设的路祭台前，以悲痛的语调诵读祭文、悼词的声音。还有些和尚、尼姑也自动参加进送葬的行列，敲着木鱼、钟磐，为烈士念经祈祷。天也好象在悲恸！阴沉沉的，一股股寒风，吹送着一阵阵催心的悲歌！死难烈土的家属，都悲恸欲绝，放声痛哭！与反动当局的主观愿望相反！千千万万的市民，无论各行各业，都扶老携幼，走出家门，涌向街道两旁，饱含着同情的悲愤的眼泪，默默地目送着送殡的队伍，当市民们接到我们送给他(她)们的白色的纸花时，都毫不犹豫地佩带起来，有的勇敢地走进了送殡的行列！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民不畏死”！使那些宪、警、特务们怆惶失措，连阻拦也无法阻拦了！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从上午十一时直到下午五时，走遍了昆明市的几条大街，向三十万市民，作了无声而又有力的宣传！我们用自己同伴的尸体和血衣，向全昆明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士，向全中国、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弟兄姐妹控诉！我们要告诉全人类，四烈士是为什么死的?！我们要向全世界宣告，这就是中国法西斯独裁者的“丰功伟绩”！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党国所赐”。
几万人的送葬队伍，回到联大四烈士墓地时，天空已布满血红的晚霞。在举行庄严而又悲痛的“葬仪”时，葬地四周，听不到一点声音，每个参加葬仪者都噙满着悲伤的泪水默默地低下头来！这时，晚霞在变幻着色彩，微风吹动着墓地上的旌旗、布标和挽联，几万个高高低低的人影，衬着后面五彩的背景和流动的晚霞……构成了一幅伟大而庄严的画面。当灵柩入土时，每个人的心里都默默地祝祷着，“安息吧!我们的伙伴！你们未完成的任务，让我们来承担。”最后闻一多先生对参加葬仪的几万人讲话，他沉痛而激昂地说：“今天，我们在死者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办凶手！要为烈士报仇！关麟征、李宗黄跑到天涯海角！我们要追到天涯海角！这一代追不到，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用血来还的……”同学们也表示了坚定的革命信心。
“一二·一”运动是抗战胜利后全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第一声号角！
“一二·一”运动的旗帜，是人民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让我们举起这面光辉的旗帜，踏着烈士的血迹，更英勇地前进！
中国青年以自己的头颅和鲜血，反抗国内外黑暗势力，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五四”，写下了“一二·九”，又写了“一二·一”，这是中国青年的无上光荣。
“一二·一”运动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统治区第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大模的爱国运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同志都作了很高的评价：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的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又说：‘五四’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青年运动继承起来， ‘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
“一二·一”运动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是党领导的青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运动是在党中央关于制止内战的号召下发起的。并且在斗争中不断得到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支持和鼓舞，因而很快发展成为规模巨大、波浪壮阔的全国性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共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了这次运动，为斗争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在斗争的每一个转折关头．都制订了正确的策略，并通过地下党员和“民青”盟员，把党的决定贯彻到群众中去，从而保证了运动向前发展。党的正确领导，是运动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一二·一”还继承了“五四”、“一二·九”运动高度的爱国主义传统，发扬中国青年为祖国的命运而献身的革命精神。在斗争中发扬了不惜牺牲、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经过斗争的洗礼，很多青年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走上了党指引的革命道路。不少人参加了“民青”，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运动结束后，许多青年把“一二·一”的民主种籽撒向全国各地，或者下厂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或者拿起枪杆子，直接参加反蒋武装斗争，为解放全中国作出贡献。不少人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骨干。
“一二·一运动，吹响了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第一声号角，揭开了第二条战线的序幕。“一二·一”虽发生于昆明，但它的凶涌澎湃浪潮，很快席卷了国民党统治区，促使全国人民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更加猛烈地展开！这样，从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统治区长期的白色恐怖，就被“一二·一”所掀起的滚滚巨浪冲破了！全国各地爱国民主运动空前高涨，汇成一股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革命洪流。
“一二·一”运动到今天，已经整整四十周年了！四十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已经进入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历史时期，伟大变革时期。祖国大地，到处充满着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朝气蓬勃、兴旺发达的新气象。全国人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我们伟大的党和国家，已经为我们年轻一代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和无比光明的前途！我们承担着继往开来、开拓前进的光荣任务。我们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和幸福的盛世，真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无限的幸运。
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过去！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深深感到，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来之不易的，它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整个六十年的艰苦战斗得来的，是千百万在刑场上、战场上和各种岗位上牺牲了的共产党员和党外革命者，用鲜血浇灌出来的……”（冯方）
来源：玉溪市文史资料
编辑：宋礼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