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烽火迅速遍及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不久，上海沦陷，南京失守，日寇随即加紧进犯南方各省，轰炸沿海各大城市，形势日趋严重。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奉命自行选择地点搬迁后方。此时，广州风声日急，人心慌乱，中山大学部分学生由负责军训人员率领，前往广州北部之坪石接受军训，教职员工及家属于1938年初秋仓猝迁往广东西部的罗定。立足甫定，由广东南部登陆的日军于10月中攻陷广州。此时，中山大学校沃邹鲁住在重庆、发电给住在昆明的原法学院长邓孝慈(云南盐津县人)，向他征询迁校意见。邓建议迁往云南澄江。在这当中，与邓熟识的澄江人吴信达可能是这一建议的促成者(吴是留日学生，后任中山大学副教授)。澄江素称鱼米之乡、距昆明仅60公里，通公路40公里，其余20公里已修成毛路，交通尚属便利。澄江县城及附近乡村有一些寺庙可作校舍，兼之，湖山秀丽，气候宜人。邹鲁同意中山大学迁往澄江，随即通知先后到罗定、坪石和广州失陷前后逃亡香港的师生，马上动身。
1938年冬，罗定师生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向云南进发，大部分是先到广西龙州，然后由镇南关(今友谊关)到越南同登转河内，由河内乘当时的滇越铁路火车至昆明。有一小部分学生、在进人广西到柳州后，即步行至贵阳转昆明；有的是由百色步行入云南经开远到昆明。由坪石动身的学生，是经衡阳步行到贵阳再转昆明的。由香港动身的师生，则是乘海轮到越南海防登陆，经河内到昆明。那时的越南还是法国殖民地，所有经过越南到昆明的师生员工及家属，都要办理进出越南境的手续，有的还受到种种刁难。例如，所携带的围棋子，被海关人员当作珠宝玉器而要课之以税。总之，师生们千里跋涉，一路上忍饥挨渴，备受艰辛。
各路师生员工及家属陆续到达昆明时，多数以青莲街附近的小学校为落脚点，一部分投宿旅社，稍事休息即往澄江。学校的图书、仪器等也源源运到。工学院实习用的机器、机床和医学院教学用的尸体，运到呈贡归仕镇留下，把那里作为实习基地。
中山大学是旧中国大学中分设院系最多的大学之一，有文、法、理、工、农、医、师范等七个学院，下面又分设几十个系，另外还有一个教育研究所。师生员工及家属合计数千人。搬到澄江后，按学院分别住在县城及附近的小西城、沙河林、鲁溪营、旧城东龙潭、斗母阁、翠竹淹等处的寺庙里，校部设在县城的普福寺内。这些寺庙，都是古旧的土木结构建筑。其中，文庙较为宽敞，有房屋数十间；其它寺庙，大的不过20多间，小的只是七、八间。利用这些寺庙作为教学场所，部分用作宿舍。不少师生是租用民房，学校也自建了一些简单的房子，开辟了篮球场、排球场，购置了一些简单的体育器械。教室里大都用土坯垒起来，或用木料做成简单的木架，格上木板，即作为桌凳。虽然一切都因陋就简，但师生们都有一个抗战救国、艰苦奋斗的信念，因而教学活动很快就开展起来。如农学院蚕桑系，在当地农民和学生的协助下，照样栽桑养蚕。
中山大学的民主空气比较浓厚，有的教授对当时国民党的腐败政治提出尖锐的批评；各院系的壁报及张贴在街头的小报上，经常刊登对国家大事和对学校的意见。搬到澄江后不久，闹过一次学期，原因是校长邹鲁只挂虚名，长期未到校理事，校务由邹鲁的秘书兼工学院院长肖冠英主持。一些师生对肖颇多不满，酝酿多时的驱肖运动，终于在澄江掀起。肖被迫离开学校去重庆，邹曾提出以许崇清(广东人)代校长。邹鲁是国民党的元老，他提出的意见，教育部不能不同意。许祟清是较进步的教育家(建国后是“民进”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的主持下，教育秩序日趋正常。
中山大学在澄江期间，师生们于教学之余，积极开展演话剧、举行晚会、报告会，出墙报、画刊等抗战宣传话动。对鼓舞群众的抗日情绪，改进社会风气，破除封建迷信，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宣传抗战，激励人民，同仇敌忾，取得了令人感奋的效果。记得在中山大学师生的影响和帮助下，澄江中学的学生有一次利用赶街天，在街头演出活报剧，围观的群众竞把剧中的“汉奸”打了一顿，幸得领队的老师出面加以解说，才化险为夷。
中山大学的高年级学生，有的还应聘到澄江中学兼课。他们对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给予大力支持。当时我担任澄江中学校长，对此深有感受。
澄江是个闭塞的小县，由于中山大学迁入，一下子增加丁几千人，市场亦因之繁荣起来。中山大学师生和地方群众一直和睦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中山大学的教师有不少是国内有名的教授和驰誉国际的专家学者。我接触过的教授，到现在还记得的有：马思聪(国际有名的小提琴大师，建国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黄元彬(经济学家)、崔载阳(教育家)、吴康(文学家)、杜定友(图书馆学家)、叶少芙(西医内科专家)、康白清(文学家)，还有后来留在云南大学任教务长的何衍浚。他们都诲人不倦，也很关心地方教育。当地人土向他们有所请教时，他们都亲切诚挚地提出意见。康白清教授看到澄江缺乏中医，就在极乐寺内设中医诊所，业余应诊，颇受群众欢迎。马思聪教授经常接受各方的邀请，举行小提琴演奏。
有一次，他到昆明的昆华女中演出，门票五元一张、场场客满。在澄江，他住在西正衔—间临衔的房子里，每天早晚都要奏一阵小提琴。他那被誉为“人间能得几回闻”的动人琴声，给澄江人民特别是西正街的居民以美妙的享受。
中山大学的师生，对澄江的湖光山色，风景名胜、都很赞赏。大家都喜爱清彻明净的抚仙湖，和柔软的湖滨沙滩。抚仙湖是西江源头之一，湖水流出经南盘江人西江，由西江汇人珠江，因而引起两广客人的千里情思。
1940年初，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和次长顾毓秀先后到澄江视察中山大学时，要中山大学迁到重庆，与由南京迁去的中央大学合并。师生们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中山大学是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建的大学(中山大学是由原广东大学改建的，孙中山曾在那里的礼堂讲演过三民主义)，不能因迁校合并而改变校名。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CC派想把长期以来由广东人主持的这所大学抓到手中，以便排斥异己，因此引起了广东籍军政人员的震怒，纷纷主张把中山大学迂回广东。那时，日军虽已侵占了广州，但尚无力侵扰、控制广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又据说：当时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余汉谋也认为，华南地区的广大青年，应有个就学场所，以培养抗日力量。又据说，国民党立法院长孙科也认为：中山大学不必久留后方。不久，中山大学决定迂回广东，校部设在韶关，各学院分设在梅县和坪石。当时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空，派出军车数十辆，协助搬迁，遂于1940年夏由澄江迁走。
中山大学迁走时，曾在澄江文庙内立丁一块石碑、碑文叙述了迁校经过，由代校长许崇清撰文，另一位教授书写。碑高约1．5公尺，宽约70公分。这块石碑，建国后因修文庙为粮仓，而被修建人拆除迁走，不知弃置何处。近年来，我以回澄江之便，曾两度查询未果，已建议当地文化部门继续查访。（解德厚）
来源：云南省文史资料
编辑：宋礼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