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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正处于高潮，党的抗日主张深得人心，尤其是广大进步青年学生，更是满腔热情，如饥似渴地希望得知八路军、新四军打击日寇的情况，对革命圣地延安怀着神秘、崇敬而又向往的心情，有的直接奔赴延安，有的在大后方参加革命活动。在这样的形势影响下，昆华农校高廿一班的部分同学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成立了一个“励志读书会”，以互相勉励共同进步为宗旨，阅读进步书刊和讨论时事为主要活动内容，在学校里开展活动。
一九三九年秋，西南联大的冯契同志和我们取得联系，并由他介绍我们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昆华农校建立了“民先”小组。最初，“民先”小组的成员有马凌云、田家诺和熊翔，小组长熊翔，上级领导则是冯契同志。以后又发展了毛云昆、姜宪文、苏天培。“民先”小组成立后，即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严格的组织生活。同学们于一九三八年自发成立的“励志读书会”自然地就在民先小组的领导下并作为骨干力量进行活动。
“民先”小组每两星期开一次小组会，会议内容主要是汇报学习心得，讨论时事和研究在学校中开展学生活动等问题。有时冯契同志也向我们传达一些上级的指示，党的方针、政策，或给我们布置一些任务。记得当时学得比较认真的是《关于列宁主义的基础》，毛泽东在延安抗大讲的《辨证唯物论》和《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有时还有党的文件。由于当时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学习上遇到不少困难，但冯契同志每次都参加我们的小组会，给我们耐心帮助，所以我们进步很快。
“民先”小组在农校成立之后，冯契同志指出，“励志读书会”应克服关门主义，要有两人介绍才能入会这条规定必须废除。凡是愿意参加的都可以参加，而且要扩大活动内容。如歌咏、体育、哲学小组、文学小组、壁报等都要搞起来，根据各人兴趣，愿意参加什么活动就参加什么活动，要尽可能多地团结和影响扩大同学，不愿参加大同学也要和他们广交朋友，这样才有力量。当时西南联大有一个进步的学生团体“群社”就是这样做的，要把“励志读书会”办得和“群社”一样，要通过“励志读书会”以各种方式在校内开展抗日民主的宣传。我们按照冯契同志的意见办了，在短短的三个星期之内，歌咏对、文学研究小组、篮球队、排球队都组织起来了。还出了一个壁报《朝阳》，搞得很活跃。“励志读书会”在民先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原来仅有高廿一班的二、三十人发展到一百余人，约占当时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朝阳》壁报每两周出一期，当时分工由马凌云同志负责，通过这个壁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对国内外以及校内的大事加一评述，反映了广大同学的呼声和要求，颇受同学的欢迎。《朝阳》出刊后不久，比我们高一年级的高廿班的几个人也出了一个《昆农周刊》，专门和《朝阳》作对，发表文章漫骂共产党、攻击革命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朝阳》自然予以反击，笔战十分激烈。后来我们知道这是三青团搞的，有学校当局的支持。当时农校校长李澎同志对《励志读书会》的活动虽不公开干涉，但支持三青团来进行破坏。有一次冯契同志把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交给我们学习，马凌云同志根据这个文件写了一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作为《朝阳》的社论刊出，文章中曾提了一句双关语：“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边”。但不到两天，这篇文章就被三青团撕毁了，《朝阳》第一次被开了“天窗”。以后，《朝阳》发表重要文章，还被撕毁过几次。当时分工负责稿《朝阳》的马凌云同志，他平时说话不多，但工作积极踏实，任劳任怨，有时为了应战，一直搞到深夜。积极参加搞《朝阳》的还有一个来自贵州的同学，姓氏已忘，他几乎每期都写稿。
比较活跃的还有歌咏队，参加者有数十人之多，因为那时学生都住校，平时不准出校们。所以可以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来练歌。《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和《长城谣》、《延水谣》等抗日救亡歌曲响遍全校，对同学影响很大，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抗日救亡热情。为了办好歌咏队，还把当时在昆明搞歌运的李家鼎也请到我们学校教唱革命歌曲。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华中、华北各地区及国民党统治区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达到了高潮，也就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西北，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在山西进攻我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则到处设立集中营，大肆逮捕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囚于其中。昆华农校的三青团也日益猖狂地对“民先”和进步同学施加压力。除了时常撕毁壁报《朝阳》外，还怀揣手枪、趾高气扬地在学校威胁进步同学，甚至衅寻殴打“励志读书会”的骨干。另一方面，又进行利诱、拉拢同学参加三青团，说是入了三青考大学就有保障，每月还有津贴补助等等。此外，他们还在同学中大肆散布延安发生的“宝塔山事件”籍以攻击革命根据地和共产党。“民先”则加强对同学的工作并组织反击。一次，布置了几个同学搜集三青年团掌握的伙食委员会的检查情况，后来终于查到了他们进行贪污的凭据。于是要求学校开除他们的学籍，学校当局不允。就通过“励志读书会”。
发动全校罢课，那次罢课因有“励志读书会”为骨干，所以除少数三青团控制的高级班同学没参加外，其他班级都参加了，罢课两天，学校当局调解无效，只好勒令两个有贪污问题的三青团员退学。同学也就此复课。这是“民先”在昆华农校“反摩擦”斗争取得的一次胜利。
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昆华农校的三青团也在校门的墙壁上写出了大幅反动标语:“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府—民国政府”“一个领袖—蒋委员长”。同时，在同学中散布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袭击友军，游而不击”，“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应予取消”等等，对我党我军进行无耻的诽谤和中伤。“民先”除通过《朝阳》壁报大力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打击敌寇的丰功伟绩外，还在同学中广泛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以几十万之众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寇，在敌后开辟了十余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事实，以及陕甘宁边区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叫花子、没有娼妓、没有发国难财的等等进步情况，来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许多国民党人大发国难财等现象做对比，三青团对我党我军的无耻诽谤遭到有力的驳斥。同时，还以国民大拿感胡宗南所部数十万人这之众不开赴抗日前线抗击日寇而用来包围陕甘宁边区、攻占边区县镇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丑恶面目。我们还把我党揭露国民党在华北、山西、山东、湖北等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文告在进步同学中传阅，有一次还在食堂门口张贴。通过大量工作，在同学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就是一些一向埋头读书以“君子不党”自居的同学，也对我党表示了同情。
“民先”小组的成员每年回老家度寒假时，还要做调查研究工作。组织上发给每人一张调查表，主要内容是当地驻军番号、人数、装备、主管官姓名、官阶、籍贯等，另外，还有当地的土地分配情况，大、中、小地主姓名，占有土地和山林面积以及拥有武装数目等等。按表格要求调查填写，假满回校后交给组织。
昆华农校的“民先”小组除在校内活动外，还在学校附近的光学厂建立了一个读书会——“黎社”参加的人有陈萍、桂郁昆、张淑贞、艾秀英等人。后来陈萍到华宁教书，在那里又展凌庆云等人。熊翔也在玉溪发展了石廷献等加入“黎社”。
昆华农校的“民先”小组成立后不久，冯契同志急向我们传达了上级决定将民先改为社会科学研究会。一切活动内照常。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的皖南事变。在大后方亦大肆逮捕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马凌云、田家诺亦都高中毕业，离开了昆华农校，去文山开文垦殖局工作。熊翔去四川隐蔽了一段时期，后到云大农学院学习。毛云昆、姜先文又已先后离校，昆华农校的民先活动暂告一段落。但在以后的几年中，农校的读书会又逐渐恢复活动，后来发展了“民青”，至解放前夕则建立了党的组织。（熊翔，作者系玉溪人、西南林学院离休干部）
来源：玉溪市文史资料
编辑：宋礼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