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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1日，玉溪县人民政府与滇中地区行政专员公署在玉溪同时成立。新岁伊始，人民政权诞生，这不是时间的偶然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包括在玉溪的伟大胜利，也是国民党在玉溪的反动统治宣告彻底灭亡的标志。
玉溪人民的解放经历了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1929年前后，玉溪就开始有共产党人进行革命活动，曾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考验，抗日战争时期隐蔽斗争，积蓄力量，到解放战争建立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最后夺取政权。
1949年中，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蒋介石集团土崩瓦解。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省，滇中地区武装主力“边纵”独立第一团开辟了新（平）峨（山）游击区。同年11月，滇南、滇中、思普三区地委代表联席会议，关于联合进行军事行动的决定实施后，“边纵”主力9支队41团2支队4团番号进入滇中地区，12日在玉溪县境草皮山与国民党玉溪民卫三中队激战数小时，震惊全县。其后，小部队进至玉（溪）峨（山）边沿地带。11月下旬，玉溪地下党县委在滇中地委领导和“边纵”2支队配合下，策动国民党玉溪县长及地方团队于12月1日起义，由于配合不周密，流产未果。但由此揭开了玉溪人民武装斗争的序幕。12月5日，经过长期工作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按照上级颁发的番号“边纵滇中护乡第五团”，在西边山区根据地水槽村正式组建，虽然人不过二百，枪不足百支，但对革命群众鼓舞很大，当时民间盛传西边山区有共产党游击队一两千人，玉溪就要解放了，迫使盘据县城的伪保安16团龟缩不出，形成对峙的局面。
在解放军野战部队横扫川、桂、黔国民党残余军对，解放了贵阳，对云南形成大军压境的情势下，经过党中央、南方局及云南地下党所做的长期、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于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宣布起义，为和平解决云南问题铺平了道路。但玉溪人民的解放还有待于积极努力具体实践。当时，解放大军正兼程推进，尚未到达省境，蒋介石嫡系部队疯狂反扑，昆明保卫战接踵而起，而边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远在游击区，滇中地委尚住新平，“边纵”主力2支队及滇中独立团正转战滇中其它地区。12月10日，卢汉起义消息传到玉溪，边区党委及滇中地委都没有来得及作明确指示和具体部署。当时伪保安16团还盘踞县城，县长被软禁，旧县政府被监视控制，地方团队撤出驻地，游戈于县境内。在这种严峻局势下北城区委遂大胆抉择，集结西边山区的武装部队进驻北城，12月21日宣告北城区人民政府成立。这是玉溪县党组织局部接管国民党权力，建立人民政权的开始。此后，到县人民政府成立前，除州城棋阳区外，各区人民政府均相继建立。
卢汉宣布起义以后，国民党玉溪县长郭凤翥发表代电响应，保16团奉命参加昆明保卫战，须经过我北城防区；同时卢汉起义后，通电全省、各县，命令各地武装游击部队一律驻扎原地听候处理。郭凤翥据此派出代表李哲溪在高桥乡公所约见我党代表进行谈判，县委书记王明、委员曹树新，沈平及护五团负责人参加，这是玉溪国共两党地方负责人第一次公开接触。国民党地方代表据卢汉上述电令，要求我武装驻扎原地，意欲阻止我部进驻城镇，进行接管，王明同志当即义正词严表示：卢汉无权对我发号施令，约束我方行动，我党有权接管国民党政权，至于让保安16团通过我防区驰援昆明，我方同意协助行动。会谈后，我方信守诺言，让曾阻挠我地方起义的保安16团顺利通过。
12月16日，“边纵”二支队首长率领先头部队和滇中地委先行人员进驻县城，通知县委到现成会商。上午，在“将军第”召开了第一次县委会议，全体县委委员第一次公开集会，王明同志通报了情况，研究了当前工作。下午，在原县合作金库楼上开会，参加会议的有二支队司令员余卫民、政治委员赵文（袁用之）、滇中地委委员吴亚松、玉溪县委书记王明、委员熊卜渭、周闵（沈平）、赵文华（曹树新），会议研究决定建立玉溪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余卫民、副主任委员王明、熊卜渭、周闵（沈平）、赵文华（均为地下党县委委员），此外，还安排了地方民主人士曾任过县参议会副议长的陈介石为委员，政权筹备组由熊卜渭、周闵负责，12月18日，在南校场举行盛大集会，宣告军管会成立，对全县实施军事管制，接管国民党一切权利。在玉溪地区历史上，即以这一天作为玉溪县人民翻身解放的日子载入史册。
军管会成立后，曾在旧县政府小会堂召集国民党玉溪县党、政、军主要官员开会，余卫民司令员、赵文政委针对国民党中某些有意制造混乱，别有用心地称云南地下党及其武装部队为“士共”等等谬论，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只有一家，没有什么“土共”、“广共”之分，其武装部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摒弃偏见，老老实实服从军管，协助接管工作。会上，还有玉溪籍老共产党员、时任滇中地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唐用九、云南地下党滇工委委员、时在玉溪公路管理站隐蔽工作的刘壁华发言，感慨万端地说：“今天终于天亮了！”他们几十年来隐蔽斗争，坚持为党工作，迎来了革命胜利，今天公开自己的政治面貌，所以非常激动，与会的同志也感到由衷的高兴。就在这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交替，简洁明快地完成了。
接管工作是在军管会领导下，由接管组具体负责，并按接管单位分别组成若干小组。参与接管人员全部是地下组织成员和新吸收的教师等。接管以后，就由他们组建新的机构，执行新的任务，他们也是第一批政府工作人员。由于地下党在玉溪长期经营，反蒋统一战线工作卓有成效，原国民党县一级部门许多都已开通内线，除党务系统外，几乎都有我们的“自己人”，有些单位主管就是我们组织的成员，如县教育局局长、督学、简师校长以及许多中心小学校负责人都是组织成员，许多学校就是工作据点。其他重要工作部门如邮电局局长、军事科长、县银行副经理、合作金库经理等，也都是“自己人”。乡镇一级有的原来就是两面政权，如石庵乡正副乡长都是“自己人”，其他乡、保也有“自己人”或掌握武装，或充当文书、保长等，政治面貌一公开，就“全权”接管了，所以，接管工作基本上顺利，在短短的十多天内就完成了。令人吃惊的是许多部门实际是个空壳壳，县政府财尽粮绝，主要靠动用积谷维持生计，那颗旧政府大铜印交到人民手中，什么用处都没有了。由此看出，国民党反动统治确实是山穷水尽，走到穷途末路上了！
接管中，最重大的物资是装了满满一房子的十多万发七九步枪子弹和数千颗木柄手榴弹。至于地方团队武装的改编，是由“边纵”二支队执行的。那天，全体官兵集合在旧县政府门前广场上，由二支队首长宣布实行改编，官兵原地放下武装，个人愿意留的编入整训队，后集中到九龙池学习；不愿留的事后发给遣散费各自回家。收缴的枪支全部由二支队支配，后在二支队奉命参加昆明保卫战出发时，留下20多支步枪给地方。其他要害部门如警察局，警察都打发回家了。监狱有县委书记等一起去巡视了几次，看到的囚犯大都蓬头垢面，衣着褴褛，据原来的典狱长报告，没有什么政治犯在押，县委书记当场对军事科长指示：“除了匪首和杀人犯继续关押待处理外，其余的清理一下，凡属穷苦老百姓吃官司的统统释放。此外，在接管的物资中还有一件特殊的”礼物“，是联合国救济总署捐赠给中国人民的一大箱药品，经开箱检查，还都是当时市面紧缺的药物，没有被国民党贪官污吏中饱私囊，这时回到人民手中，算是物归原主，使人民卫生事业的创建有了一点底垫。当然，全部接管工作是在即没有任何上级具体指示，也没有经验的条件下进行的，难免有疏漏不周之处。但人人都尽心竭力，废寝忘食，力求把该归属人民的一切财产和权利还给人民，没有大的失误。
新政权筹建工作是与接管工作同时进行的。在机构设置上，除财经、文教等必需的科室外，设置了民运科，与县委当时建立的唯一的工作机构民工团，同为群众工作部门，体现了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另外，虽然也设置了军事科，但只掌管军事物资和监狱，社会治安和城防保卫工作主要是由武装部队承担。军管会之所以有一定的权威也正是由于我们有自己的军队作后盾，县人民政府住地摒弃了旧县衙，设在后来通称人民广场旁的小会堂楼上，一间大办公室带一个套间，连同楼梯头一小间，就安排了全部办公室；楼下小会堂仍留作开会之用。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成立之初，连牌都来不及制作悬挂，在上级颁发印章以前，还不得不以旧政府的大印代用。新旧交替，一切都从零开始。
县、区党、政、军干部队伍的主要来源，就是地下斗争时期从外地派来的和本地发展的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及二百多名外围组织“民青”、“新联”盟员，县、区委及护五团主要骨干配备后，所余无几。县人民政府主要骨干是从护卫团以外各方面抽调来的。原来在内线工作的同志大部份仍在相关部门工作，并继续担任领导职务。政府人员任用滇中地委内定，后经专署正式任命熊卜渭为县人民政府主席，沈平为秘书，共同主持政府工作，分别对内对外负责。其他科室负责人则由县委内定，县人民政府任命。熊卜渭同志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参加组织的，后来失去联系，但他一直追求进步，寻找党，1949年经过组织考察，恢复了关系，10月增补为县委委员，利用其任县银行副经理及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督察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联系地方上层，为武装斗争相继筹措枪械等活动卓有成效，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声望，与各界人士有广泛的联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他所具备的条件，担任这一职务是适合的，不幸的是从1951年整党前后，他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以后愈演愈烈，历经坎坷，到其冤案即将解决时猝然病故。他的早死是令人痛心的。
对于国民党政府原有人员，除县长，秘书主任外，按照对留用人员政策，采取一律包下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办法，凡是愿意为新政权效力的都安排适应的工作，有的还安排了相当的职务。如原来的财政科长被任为总务科副科长。不愿来上班的也算了，个别老弱病残的则动员回家休养，这样做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社会人心的安定，也弥补了新政权初创，百废待兴，人力不足的困难；其中有些人弃旧从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
从军管会成立到接管开始，全体工作人员没有任何生活待遇，工作干完各自回家或找熟人处吃饭借宿，县委第一次全会和筹建军管会议也没有人管饭，会后各自想办法找饭吃，接管后几天，才煮起了大锅饭，干部和来往人员有了吃饭之所。追歼残敌战役胜利结束后，遣送的俘虏路过玉溪，都来要饭吃，出于社会安定和人道主义的考虑，不得不收容接待，所以在这段时间内，俘虏队伍川流不息，大伙房也整天炊烟不断。县委书记、人民政府主席工作之余，一日两餐，有时就与那些俘虏，散兵游勇蹲在一起，胡乱填饱肚子了事。县委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外来干部，进城后没有落脚处，接管后才在两间小会客室里搭起木板床，开会睡觉全在这里，好在这些职业革命者已经习惯了，至于工资待遇那时谁也没想过。人民政府成立后，临近春节，考虑到留用人员要赡养家室，打算筹点款，给每人发10半开维持生活，参加革命的组织成员则减半，每人只发五元半开。不料事后地委得知，给予严厉批评，于是只得赶快收回，已经发了的钱，还没花掉的退回来，没有发的就不发了，大家没有多大怨言。
玉溪虽然是和平解放的，但并不是风平浪静，从军管会到人民政府成立前后，形势瞬息万变，情况十分复杂，工作千头万绪。昆明保卫战开始后，“边纵”奉命驰援，要求地方征集汽车运送。经连夜奔走，一无所获，官兵只得步行赶路。二支队进入玉溪前后，沿途收编了几支地方游杂武装，如原驻扎哨坡一带的金来发护路大队，以及自立番号，打着“人民自卫军”旗号，盘踞在玉溪莲池一带的龙浩部队等，都纷纷来军管会和人民政府要求供应给养。这给地方增加了很大压力，也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一些问题，以致出现了办公室里捉“特务”的情况。“边纵”参加昆明保卫战及追歼残敌离开玉溪后，城防警备、机关保卫、社会治安等任务，全部由组建才一个多月的护五团承担。溃逃残敌经过邻县，沿途杀掠，玉溪也一日数警，地、县机关都作了必要的应付准备。军管会成立后，为了防止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参照昆明“肃特”做法，护五团组织了一次全城搜捕特务分子的行动，根据各方面提供的线索，拒捕了几名特务嫌疑分子。此外，县境边远区、乡武装匪徒骚扰也时有发生，护五团即时派出部队进行搜剿，20多天内，捕获土匪30多名，缴获长短枪60余支，子弹800余发，大到匕首多件。正由于各方面努力工作，维护了地方局势和社会秩序，保证了政权建立和迎军献粮工作的顺利开展。
军管会成立后，各区人民政府相继建立，正、副区政府主席是经县委决定人选，由军管会派出代表在庆祝成立大会上当众宣布任命的。县人民政府成立后，才由县人民政府主席签发文件正式任命。从政权建设的情况看，县、区、乡各级政府和各科室的主要负责人绝大部份是共产党员，也有少数爱国民主人士。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是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机器之后在全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领导层，以共产党员为主体，包括相当数量的各方面爱国主义人士。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司法机关以前，特设立了“调解委员会“，协助政府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调解民事纠纷，由县主席任主任委员，民主人士陈介铭、杨易诚任副主任委员。棋阳、后裕等区也设立区调解委员会，吸收了民主人士参加调解工作。通过这一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与地方各界民主人士继续联系和合作共事的关系。
县人民政府与滇中区行政专员公署成立庆典是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礼仪庄严简朴，人民广场台上悬挂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参加庆祝会的有“边纵”二支队、护五团全体指战员，地、县机关工作人员，部队首长，地、县委领导及各族各界人民群众数千人。首先由“边纵”二支队首先宣布行政公署专员及县人民政府主席的任命（按：这是当时在新解放地区建立人民政权特殊规定的程序）。军事管制历时14天，至此完成了历史使命。在军号声中，二支队代表向专员公署及县人民政府赠送锦旗，由专署秘书主任关亚松、县人民政府秘书沈平分别代表接受，庆典即告结束。会后，举行了军政、军民大联欢。部队官兵、地方干部、各族群众亲如一家，同声歌唱游击区流行的革命歌曲，手挽手跳起了《金凤子开红花》等云南民歌编排的舞蹈，广场上充满了喜庆欢乐的气氛。晚上，滇中艺工团，部队文艺工作者演出了文艺节目，盛况空前。
为了庆祝这开天辟地，建立人民政权的大喜事，仿照游击区其他地方的先例，举办了“吃翻身饭”的活动，由各区乡捐献粮食、蔬菜和猪肉、柴火等物资，炊具、餐具临时借用，在文庙里的广文学校空地上，用青松毛铺地代桌子，菜肴极简单，米饭管饱，各区乡群众轮流结队前来，地方干部、群众一律免费就餐三天，在这三天内，不分上下高低，一视同仁。当然，这免不了有些浪费。从地方干部来讲，不过是供给了一顿免费饭食而已，说是普天同庆，似乎也无可厚非。此外，滇中行署于成立大会的次日晚间，专门宴请部分国民党的地方军政人员，郭凤翥、王子寿、李哲溪、陈介铭等应邀赴宴，地、县委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出席作陪，这也算是玉溪和平解放，新旧政权顺利交替象征性的最后一幕。（沈平）
来源：玉溪市文史资料
编辑：宋礼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