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每次航行长达二到三年，人数多达二万七八千人，如此庞大的队伍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会不会挨饿？途经国家和地区的各种食物他们是否有福消受？为什么郑和的船队不曾面对哥伦布、麦哲伦船队曾有的败血症的威胁？也许这些问题都曾在你脑海中盘旋。 　　

    曾随郑和远航的巩珍在《西洋番国志》所附的敕书中，对郑和船队出洋饮食之准备有如下之记载：“下西洋去的内官合用盐、酱、茶、酒、油、烛等件，照人数依例关支。──永乐十九年十月十六日”。然而，如此记述对长程航行的饮食并未绘出全貌，按盐、酱、油是烹调佐料，用以增加食物风味，茶、酒是嗜好性饮料，均非果腹的粮食，达不到营养所需，因此，料想尚应备有其他食物。详细考证史料发现，原来郑和远航前食物经过精心准备。 　　

    牲畜家禽船上养，蔬菜生姜船上种，大量淡水船上储

    郑和船队行经之地多在热带，即使在冬季腊月，温度也多高于20摄氏度，为持续预防食物腐败变质，载运上船的食物除可趁新鲜食用者外，大多必须是经得起存放。

    明初之时食品加工方法，已能处理保鲜期短暂的食物，例如将肉类、水产、蔬菜以盐、酱、醋、酒糟腌制，或烟熏、晒干；将水果曝晒制成果脯，或以蜜、糖渍，或用火焙。因此携带上船的食物，除了盐、酱、茶、酒及饮用水之外，应当包括不易变质的米麦等谷物、豆类，还有加工处理过的果菜、肉类、水产以及醋、蜜、糖等调料。

    郑和船队出海之后，除了库存食物，水产类可就地捕钓，并在船舱中以活水养殖；家禽类可在船上畜养；蔬菜亦可在船上栽种，按十四世纪上半叶北非丹吉尔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描写当时往来印度洋的中国船只，其船员常在木盆中栽种蔬菜、生姜，提供日常食材。然而船上的产量毕竟有限，大量的新鲜蔬果、肉类及饮用水，势必待上岸时补给，尤其是不可或缺的淡水，正如巩珍在《西洋番国志》的自序中所述：“缺其食饮，则劳困弗胜，况海水卤咸，不可入口，皆于附近川泽及滨海港湾，汲汲淡水。水船载运，积贮仓粮舟者，以备用度，斯乃至急之务，不可暂弛。” 　　

    远航途中船队平日常吃鸡和羊，偶尔还可以用鹿、兔、骆驼肉来改善生活 　　

    马欢随郑和船队下西洋，将行旅见闻记录成书，于1416年完成《瀛涯胜览》，记录了郑和船队途经中南半岛(占城、暹罗)，马来半岛(满剌加)，爪哇岛，苏门答腊岛(苏门答剌、旧港、哑鲁、那孤儿王、黎代、南吕)，锡兰岛(锡兰)，印度半岛(小葛兰、柯枝、古里、榜葛剌)，马尔地夫群岛(溜山)，及阿拉伯半岛(祖法儿、阿丹、天方、忽鲁谟斯)等20个地点的地理、气候、宗教、习俗及物产等。从中我们发现郑和船队“很有口福”，一一品尝不同国度的各类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