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亡后，曾国藩已加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当年曾国藩五十四岁，竟此不世之功，位列封侯，难免踌躇满志。幕客赵烈文向他道贺，跟他开玩笑：“今后我们该称呼中堂，还是侯爷？”曾国藩自家调谑地答道：“只要你不称我猴子便好。”于是宾主二人相对大噱。

　　功高震主，咸丰疑惧

　　话回前头，湘潭大捷，长沙之围宣告解围。曾国藩在全城军民欢腾鼓舞、额手称庆之际，便和湖南巡抚骆秉章会奏“湘潭之胜”和“靖港之败”，请奖叙立功将士；曾国藩自己则另外备一个专折，痛陈错误，主动请罪。折中且有“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之语。岂料清廷竟会免去曾国藩的礼部右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咸丰皇帝甚至御笔朱谕，大骂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拿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

　　曾国藩为满人出力，出生入死，一度败绩，《清代名人像册》之“曾国藩像”终告大捷，所获的报偿便是如此的当头一棒。

　　咸丰四年(1854)八月二十三日，湘军攻克武昌，捷报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喜形于色，称赞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竟能建此奇功。当时，便有一位山西寿阳出身的大学士祁隽藻奏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身。匹夫居闾里，一嗥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想非国家之福也。”咸丰皇帝听了这话，为之蓦然变色良久。

　　曾国藩兼帅水陆两师，咸丰皇帝当初就已经对他有所戒心，曾派贵州提督满人布克慎常驻曾国藩的水师，曾召湖广总督满人台涌跟曾国藩的陆师会合。此所以咸丰帝敢于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都不给曾国藩好脸色看，反倒施以当头棒喝之因。然而，湘军此时越战越勇，太平天国将亡未亡，曾国藩的势力弥漫江南半壁江山，手上又有一支所向无敌的大军。

　　这位汉籍大学士祁隽藻浑然忘了自己也是汉人，出于嫉妒，故作危语。原来他的弟弟祁宿藻是戊戌年进士，和曾国藩同年及第，但官仅做到江宁布政使，没有曾国藩的飞黄腾达。由羡生嫉，便在皇帝面前说出这句话。祁大学士等于是揭开咸丰帝的疮疤，清王朝的危机，不靠满人，而要靠汉人来拯救，在自尊心上实在说不过去。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京师首度失陷，咸丰皇帝避难热河，大清帝国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清廷十万火急地檄调曾国藩麾下第一员勇将鲍超。曾国藩认为鲍超是对付太平军的一张王牌，不肯接受清廷的要求派鲍超北上，宁愿由他自己或湖北巡抚胡林翼象征性地带少些兵去应付一下。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不甚悖此理。”强调说“势”是势在必行，“理”是理所当然，所以势所不可违，理则但求过得去，莫太离谱也就罢了。

　　曾国藩还写信给曾国荃说：“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与润帅(胡林翼，号润之)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向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有济无济，听之而已。”由他北上勤王表示敷衍一下，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至于大清帝国亡不亡，则“有济无济，听之而已”，不关我们的事，清国事，管他呢。

　　黄袍加身唾手可得

　　1861年，咸丰皇帝死在热河，曾国藩在皇上大丧期间，秘密娶了个妾，因此被人指责为“违制失德莫甚于此，实名教罪人之尤”。皇帝大丧时期纳妾，也许是他故意侮慢清廷，最低限度，也是表示他目无君上，章君谷便持此种说法。

　　事实上，曾国藩对于清廷的不满，在他几度上疏，针砭时弊，如《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议汰兵疏》中，早就痛切陈词，公然表露无遗。除此之外，他还曾在给朋友的信里大发牢骚，说什么：“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此，可为愤懑！”更彰明昭著。

　　大丧期间纳妾也好，在流莺画舫公然过夜也好，与友人书大为愤懑也好，说明了曾国藩对清廷的不满，在私人行动上慢慢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