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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一斋先生是位爱国的工商业者。是昆明大商号一一景明号的经理。他交友甚广，又多系思想进步人士，还有不少地下党的同志。那时，郑家常是进步朋友云集谈论国内外时事、地方新闻的场所，从而，使他也受到了教育，并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云南地下党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应该说对革命工作他是出过力的人。
郑一斋是云南省玉溪州城里人，生于清光绪卯年（即1891年）的9月16日，民国二年曾考进师范学校国文科学习中国文学和历史，毕业后因在校学习成绩优良，曾受聘昆明劝学所教书数年。他时常给学生们介绍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对学生有着良好的影响。此间，因为他已有五个孩子，仅靠教师微薄的收入，生活难以维持，就和老伴开了一封夫妻纸烟店，后因经营发达，才辞去老师的职务从事商业活动。
郑老先生经营到他的中年时赚得些钱，但为人很仗义疏财。他说：“我不为钱所支配，要支配好钱的用途。”据我所知，得到他经济支援的革命同志大有人在。譬如李公朴先生1941年来到昆明工作时的活动的经费，以及创办著名的“北门书屋”，和后来还办起的印刷厂，出的不少进步书籍等等，就是得到过郑老先生的经济支援。后来，李公朴先生再到缅甸去活动，连出国时的路费都是郑老先生支助。还曾写信给当时在仰光工作的门婿聂叙伦(音乐家聂耳的胞兄，那时候是云南兴文银行仰光办事处的负责人。)要他替李先生回国时安排好旅费。待李公朴先生回滇时，聂果然为他安排了交通工具，并助以旅费。
关未然同志，是黄河大合唱的作者（现任全国文协副主席），1942年从缅甸回到昆明后，一时找不到职业，生活困难，也得到郑老先生的周济。用关未然同志自己的说法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了反共高潮。党的西南局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决定将一部分地方党员由重庆疏散开去。这样做，既可预防反动派的突然袭击，避免意外损失，保存革命力量，又把抗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推向更广大的地区去。于是组织上决定派一批党员由重庆去昆明。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到了昆明以后，组织上又决定派我们到缅甸去，在华侨中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1942年仰光沦陷前夕，我们才离开仰光，当时公路交通已中断，桥梁被炸毁，我们还带了一批缅甸华侨青年，靠步行回国来，当时真是落荒而逃。到了昆明，住没住的，吃没吃的，正在这时候，郑一斋先生给了我们大力的援助，他给我们几个找不到住处的人解决了住的地方，让我们就住在他的家中，给我们每个人发了生活费，这样我们才在昆明立下脚根。”
周培源在困难时也得到过郑老先生的帮助。建国后曾特去找到郑一斋的长子郑瑞，问及家中有何困难，他愿帮助云云，这是感谢抗日战争期间郑老先生相助之思。
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再次掀起了反共高潮，昆明的地下省工委根据上级指示，要疏散一批同志出国。那时候工作在蒋管区的地下党员工薪都不高，一时要筹集起出国的路费是很有困难的。刘惠之同志多年来一直做郑老先生的统战工作，彼此感情很深。郑老先生得知惠之〈刘惠之同志，易门县人，建国后任全国铁路水路运输专门检察院副检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秘书长〉要离开昆明，连忙送了旅费。 后来，我离昆明，郑老先生得知，旅费也是他相送的。这在当时要紧急疏散，经济上很困难时，这种无私的帮助是多么的难得啊!
早在1936年时，救国会“七君子”（即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章乃器和史良）突然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入了狱。在旧中国，爱国也被蒋介石定罪的。李公朴先生被捕后，他主办的“生活书店”陷于困境，在缺乏资金面临停业的旦夕，就是郑易里同志（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是郑一斋的胞弟）转请郑一斋出资一两千块大洋，而改组为“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使得该社重振旗鼓，由艾思奇同志管编务，黄洛峰同志(1927年在易门成立中共安（安宁）、禄（禄丰）、易（易门）特别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黄在易门，为易门首次创立党的组织，)任经理，郑易里主管财务。后来，“读书生活出版社”在宣传科学文化，宣扬马、列主义，在蒋管区占领文于化阵地，起了积极作用。而郑老先生是做出了贡献的。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以后，平、津、沪、宁相继沦陷，全国文学、艺术、教育界人士纷纷来滇，在职业无着，蒋管区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云集昆明的穷朋友，许多人是得到郑老先生的支助的，这在当时是人所共知的事。
郑是个矮矮个子的人，说话声音宏亮，健谈且性格爽朗。确实给人以短小精悍的感觉。他总是精神抖擞，脸上闪着亮光，一双特大的眼睛，射出光芒，但不使人感到威严，而是感到慈祥、忠厚。以后，多次在这种场合相遇。那时候，我们需要做上层统战工作，常由郑老先生出名、出钱，提供适当场所，由他设便宴招待。这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协助刘惠之同志接待来自延安的周素园先生。这是朱德总司令函示，由刘惠之同他联络接头的。这位周素园先生，原来是贵州省旧政府的教育厅长，建国后曾任过贵州省副省长。他在1935年红军长征路经贵州时，向往革命，跟随红军北上到了延安，抗日战争后，国共正在合作时期，朱总司令派他重返西南开展统战工作。此次来昆明的任务是做龙云的工作，让龙云帮助我们把红军路过云南时的伤病员以及被抓人员等，让他们返回延安去。周先生持函找惠之。惠之托郑一斋先生出面先行招待周先生便宴。出席便宴的除郑、周、刘之外，还有杨竹庵、李根源。杨竹庵为龙云部下副官长，惠之一直做他的统战工作，通过杨又做龙云的争取工作。这次联系使周先生与杨竹庵相识，以致和龙云接上关系。同席的李根源辅助做龙云的疏通工作。李根源是云南省的元老，曾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是讲武堂第一任总办（即校长），朱德、叶剑英、朝鲜的崔镛健都是他的学生。他还是孙中山先生举行首次同盟会的三十七个签名者之一，同盟会改为国民党时，李是云南省支部的书记长。抗日战争期间回到云南，任云贵监察使，在云南上层是有影响的人物。第二次仍由郑老先生出面宴请周、杨，这次还请来了刘震寰。刘震寰在廿年代原是广西军阀。1925年曾与滇军杨希闵联合一度反对过孙中山先生的广东政府，后来，被蒋介石搞垮了台，他对蒋介石极其不满。在抗战开始后来到昆明，因为与龙云有旧关系，龙云委任他做了云南省中苏友协的会长。此人不仅与龙云，就在滇军上层中也是广有交友，是有影响的人物。通过他也做疏通工作。结果，此事得到了龙云的同意，我们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结果，周先生达到了预期目的，郑一斋在这一工作中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的。有时，虽然并不设宴招待，但也常有借用郑府活动之事，在保密上，在工作便利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郑老先生有两处住宅，一处是在城里北门街北仓坡一号；一处是在大观楼附近，两处我都去参加过活动。1942年5月，关未然（现名张光年）赵沨（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李凌（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陈凯瑞等同志，我们最后一次在大观楼住所还开过联欢会。其实，我最熟的是北仓坡一号，这个地方，是隐蔽遇险同志的好处所，在旧社会黑暗统治的年月里，郑老先生能把自己府邸提供革命同志避难，不怕牵连自己，也是难能可贵的了。早在1927年，云南反动当局捕捉地下党员最严重的时刻，郑老先生就有过帮助受追捕的同志们的事：有一天晚上，有四、五个同志跑到他家隐藏起来。后来，郑老先生给他们换上老和尚的装束，才安全转移出昆明去了，使他们全部脱了险。1942年5月，缅甸被日军占领后，由昆明、重庆派到缅甸去的一批革命同志，奉组织调遣又回到昆明。这时，我本人和徐迈进夫妇（建国后徐迈进任国务院八办副主任，现为文化部顾问）还有《新华日报》一位姓贾的同去，他的名字现记不清了。我们都住在北仓坡一号，在此隐蔽了十多天，然后才安全离昆赴渝，临行前郑老先生又要相送路费，我们那时已经接到组织上寄来的款项，就谢绝了他的好意。回想1942年时，我们许多革命同志住在他家，对郑一斋来说，各种风险都存在，他乐观的、热情的接待这一批同志，也可看出在当时他的思想进步的境界了。一九八三年，我再回昆明时，特走访北仓坡一号旧居，房还在，可住人已全易矣！后来得知，楚图南（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冯素陶（现任山西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在战争后期在昆明成立民主同盟时，北仓坡一号也是民盟活动的场所。总之，北仓坡一号为革命活动大大提供过方便条件。
郑一斋是个爱学习的人，知识相当丰富。他喜欢读进步报刊，爱读鲁迅先生的著作。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主张要读书就读新书，不仅他自己读鲁迅的书，他还购买《鲁迅全集》十多套赠送友人。他曾为云南大学附属中学购买过不少新书相赠。惠之曾介绍他阅读《联共布党史》，有一次我和惠之同住北仓坡一号，正遇上郑一斋坐在一个高脚椅上，认真地阅读该书，惠之同志当场称赞他很用功哩！只见他在书本上用红笔圈圈写写，而且又用钢笔加了眉批。郑一斋在那时候，就有一些革命理论和知识，谈吐知识面也比较广。他广交朋友，和朋友谈革命未来、谈文学、谈书法、谈旅游，是个健谈的人。
他酷爱旅游，曾经北出山海关，东到普陀山，西上庐山，南登雁荡山。在登雁荡山时是和好友李芷谷同往的。当时，不巧郑老先生正患肚泻，很厉害，李劝他莫要在攀登山顶了，他抖着精神，游性很浓，仍然鼓足劲头，直上了雁荡山顶，并攀到最险峻的地方，人人觉得骇怕，他大叫一声越过瀑布，终于达到最顶峰，看到万点青山环列足下，赞叹不已。他游鸡足山时，他与缅甸著名高僧万慧同行，游兴很高。
郑一斋有一次对我们谈到他的游山时，一次遇见野猪，他手中除了一把伞外，什么武器也没有。他一时情急，猛将伞打开，面向野猪一冲，结果，野猪反而吓跑，他化险为夷，谈得特别开心。
郑一斋为人宽厚，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聂叙伦也曾谈及过，那是民国十二年时，他的商号一一景明号雇了个伙计管理金钱，他名叫何义龙。有一次他从银行取款回来，见钱多就生了歹心，他企图巧弄假案，放火烧店盗窃这笔钱财。于是他把新滇票每五十元绑成一扎，每扎表皮一张和最后一张都用真钱票，内中全是同样大小的白纸片片，把所盗之款统统送到他在昆的亲戚家中藏了起来。他回到商号里就放火准备把店子烧了，再也查不到证据。刚刚举火，只烧了几包烟时，郑一斋恰巧来到店中，一齐动了手，紧急灭了火，才使附近邻家免遭火灾。待查款时，发现假象，这时何义龙不得不吐出了实情，何的亲戚闻讯赶快把何所藏之款如数交回。郑一斋不曾再追究和批评这个店员，并还允许他改过仍当伙计。四邻得知此事，说此人放火烧店，若不及时察觉，如果火燃起，势将殃及四邻。这事郑老先生不予根究，他们不得，后来告到官府，何被治了罪。
郑一斋是多子女的人，共有十二个子女。他对朋友甚宽，可对子女要求甚严，常对他们讲到列宁领导的苏联，讲究自食其力，不能依仗父母财产，要求他们加强学习，自己应有本事。结果教育的子女皆好，其中四分之一是大学生、留学生，至今从事教育、科学工作。
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郑一斋约上杨春洲（现任云南省民革副主委）艾思城（民盟成员，建国后任对外贸易部司长）等一起活动后，是夜在返回大观楼住处时，路经篆塘边，突然被飞逝而过的美军吉普车撞翻在地，头骨撞碎，次晨便与世长辞了。终年才五十二岁，埋葬在西山。反动的旧政府对横冲直撞的美军竟毫无追究，郑老先生过早的不幸丧身我们是很遗憾的，朋友们对他的逝世是怀念的。
来源：玉溪市文史资料选
编辑：宋礼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