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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原籍玉溪。1912年2月15日生于昆明，笔名有黑天使、噪森、涣玉、王达平等。是我国杰出的人民音乐家。
聂耳出生在一个中医家庭，四岁时父亲去世，靠母亲行医维持全家生活。家境贫苦。坚毅的母亲不仅承担着全部家务劳动，而且几乎每天晚上，常常用滇戏或花灯曲牌边唱边讲故事。这些低徊哀婉的歌声，成为他音乐艺术的启蒙教育。
聂耳1918年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在校学业成绩出众，又喜爱音乐，聂耳利用课余时间跟附近邱木匠学吹笛子。不久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并熟悉了一些传统乐曲。音乐，启迪了聂耳的智慧，也丰富了他的生活。在学校他被推为“儿童乐队”的指挥；在家里他和两个哥哥成立了“家庭小乐队”。课余或假日，他们常常结伴到西山、金殿等风光秀丽、环境清幽的地方练习合奏，有时，吃过晚饭，他们坐在翠湖堤上，一会儿合奏，一会儿独奏，一会唱歌，通宵达旦，尽欢而归。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为该校“学生音乐团”的活跃成员。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
一次，聂耳路过一座庙堂，遇上庙里的乐师们正在演奏“洞经调”。那曲调时而高昂欢快，时而低沉忧伤，穿插其间的打击乐，节奏明快，动人心弦。洞经调虽是庙堂音乐，但它包含了不少民间音乐的精华，爱好音乐的聂耳被吸引住了，久久舍不得离去。忽然，他发现乐师中有个吹笛子的人，是他家过去的老邻居。他喜出望外。事后，他带上纸和笔，找到这位吹笛子的乐师，恭恭敬敬地请他一段一段口述，自己将曲谱记录下来。后来，聂耳在上海创作的器乐曲《翠湖春晓》，其意境有他与伙伴在翠湖堤上演奏时获得的神韵，也有这洞经调的“影子”。
1 9 2 7年，聂耳考进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英文组，在校期间，他受到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风潮影响，读到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杂志。由于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参与本校学生进步组织“读书会”的活动，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演出活动，他的处女作《省师附小校歌》，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也就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接触小提琴和钢琴，常常到西山美人峰下孜孜不倦地练习小提琴。
这一年，大革命刚刚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不顾反动派的迫害，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读书会和音乐、戏剧的演出，参与散发传单等秘密活动，并毅然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1 9 3 0年夏，聂耳在省立第一师范毕业。这一年春，中共云南省委遭受严重破坏，聂耳得知有叛徒供出他参加共青团，当局下令要逮捕他的情况。当时，他三哥聂叙伦刚从日本回来，准备去上海工作,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他三哥将计就计，让弟弟顶自己的名，连夜离开昆明去上海。
到上海后，经朋友介绍，聂耳进了一家名叫“云丰中庄”小商号当伙计。这家小商号只供食宿，不给工资。在那里，聂耳每天劳动长达十小时以上。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仍然每天坚持学英语、日语，练习小提琴。翌年，小商号倒闭，他一度徘徊街头。
1 9 3 1年4月，聂耳以刻苦自学的成绩和多方向才能，考入了“明月歌舞剧社”。从此，19岁的他正式开始了艺术生涯。进入“明月歌舞剧社”后，聂耳每天专心致志地练琴坚持在六个小时以上，不到三个月，他就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琴手，接着，又学习作曲，研究和声，钻研民族音乐，并开始了他早期的音乐创作。当时，他因耳朵非常敏锐，别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耳朵先生”，他索性就此改名聂耳。不久，聂耳离开了“明月歌舞剧社”
，到了距离抗日前线较近的北平。
在北平，聂耳与左翼戏联和音联的同志取得联系，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和演出。他常在群众性的集会上，演奏《国际歌》，听众随着他的乐声齐声合唱。他还到天桥去看贫苦人的各种演唱，细心地倾听他们的心声，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他在1
9 3 2年9月1 1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里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实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进攻的冲锋号。”
1 9 3 2年1 1月，他从北平又回到上海，先后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百代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为电影配音和作曲。这一时期，由于他和许多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经常接触，思想进步更快。上海“苏联之友社”成立音乐小组后，他和任光、张曙等积极参加了音乐小组的活动。后来，他又和任光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
1 9 3 3年初，聂耳由田汉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艺木才华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他一生中的创作，绝大部分都是在1
9 3 3一1 9 3 5年之间完成的，这期间，正是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时候。聂耳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在他创作的歌曲中，表达了人民的呼声、民族的怒吼。
1 9 3 4年是聂耳创作最旺盛的一年。这年，他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创作了《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并担任导演和主演；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了主题歌《新女性》；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主题歌《飞花歌》；还创作了儿童歌曲《卖报歌》等。1
9 3 5年，为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梅娘曲》，又为电影《逃亡》作主题歌《自己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还创作了《采菱歌》、《打长江》等歌曲。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创作出了三十余首充满战斗激情和富于劳动人民感情的歌曲。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其中，现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1935年初，当时，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聂耳因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乐曲而成为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音乐家。
聂耳不幸于1 9 3 5年7月1 7日在日本鹄沼海滨溺水逝世，年仅23岁。 1 9 3 6年，他的好友张大虚几经辗转，将骨灰送回上海。1
9 3 7年8月，由聂耳胞兄聂叙伦接回家乡，次年安葬于昆明西山高晓山麓华亭寺附近的山坡上。1 9 8
0年5月，在云南省和昆明市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聂耳骨灰迁葬个西山太华寺与三清阁之间的新建墓地。这里地势宽敞，层林叠翠，是聂耳生前喜爱的地方。
在聂耳短促的一生中，正式从事音乐工作只有五年左右，而真正从事音乐创作的时间还不到三年。但他以一个民族战士和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战斗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最前列，以音乐为战斗武器，努力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音乐财富和极其光辉的精神财富。据现有资料统计，聂耳共创作了36首歌曲、6首民族器乐曲和口琴曲；写了12篇评论文章，剧本、小说、报道和学生时代的作文等共有29篇；还有数十万字的日记、书信等珍贵的文字资料。郭沫若曾赞誉他是“中国革命之号角”。
聂耳23岁短暂生命中留下的乐章，奏响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最强音，激励着一代代国人“前进！前进！前进！进！”
音乐与革命的启蒙
1912年2月15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八，离过春节还有两天。聂耳出生于昆明市甬道街72号门牌的“成春堂”小药铺里，他的父亲聂鸿仪是玉溪颇有名气的中医师，于光绪末年带着妻子彭寂宽到昆明悬壶行医。在聂耳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聂耳原名聂守信，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聂耳自幼生性活泼，除了在校认真读书外，对音乐、戏剧、文学、美术和体育都有着广泛的爱好。由于自小受到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的熏陶，10岁时，他就跟邻居一位姓邱的木匠师傅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又陆续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弹月琴。求实小学曾组织过一个学生乐团，聂耳在乐团里不仅会演奏各种乐器，还担任指挥。
聂耳上中学时，正是我国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期，中共云南地下党在学校开展工作，传播革命思想。他从15岁开始读马克思的论着，还在日记里写了不少读书笔记。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昆明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1928年3月28日，聂耳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员赵琼仙老师英勇就义壮烈牺牲的情景。同年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团省委负责人李国柱的领导下，参加了印刷散发传单、上街游行示威、到监狱里探望革命志士等活动，使他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不断成长。
1928年冬，在同学们的鼓动下，聂耳瞒着家里报考了驻湖南的滇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学生军。1929年遇上军队整编遣散，于5月6日重又回到昆明继续进省师攻读。
聂耳从小是苦水里泡大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三座大山的压迫使他从小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使他在斗争中茁壮成长。
故乡山水的滋润
聂耳虽然出生在昆明，但原籍是玉溪县，老家住在州城北门街3号。他的小学毕业证和高师（相当于高中）的毕业证都是填写籍贯玉溪。在校的课外活动中，聂耳还参加了玉溪青年改进会（后改为玉溪青年学术研究会），他对自己的故乡，充满着深厚的感情。
1920年冬天，聂耳初小毕业。当时，他母亲彭寂宽得了一场重病后才好，外公外婆十分想念，多次从峨山县来信，催她回家一趟。恰逢假期，彭寂宽就领着聂耳和他的二哥、三哥一起回外婆家探亲。
聂耳的外公叫彭寿山，是傣族，原籍为元江县人。从小流浪到峨山县帮地主家放马，长大后在峨山结婚，住在峨山县城大塘子边上，靠做糯米白酒为生。慈祥宽厚的老人，见到女儿带着3个外孙回家来，非常高兴。
这次跟母亲回外婆家探亲，有几件事使聂耳终生难忘。一是坐船经过水连天天连水的“五百里滇池”，使他大开了眼界，看到了祖国秀美的江山。二是吃到外公亲手做的甜白酒。这是聂耳他有生以来，所吃过的最甜最香的糯米白酒。三是他头一次知道外公是“摆衣族”，母亲告诉他回昆明后不许对任何人讲，因为少数民族在当时是没有人看得起的。同时，聂耳也看到了峨山县城，有很多破破烂烂的旧草房，还有些和自己一样大的彝族小娃娃光着屁股，没有裤子穿。所有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民族压迫的种子，对他后来的音乐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次，他们全家在峨山住了一个多星期就返回昆明了。
1927年农历六月二十二至七月初十，聂耳又一次与母亲回玉溪探亲。当时，聂耳已初中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一则是想回老家寻找职业，二则是利用假期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这次，聂耳在玉溪还写了日记19篇。这些日记，记下了他在老家时的所见、所闻。
1928年2月，聂耳第3次回故乡探亲，这次又写了两篇日记。这两次回家，聂耳还抽空去听了玉溪花灯和看了彝族火把节，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使他留连忘返。
1930年2月２2日，是农历正月大年初四。玉溪旅省学生为唤醒民众，在玉溪青年学术研究会的统一组织之下，回到故乡举办文艺宣传晚会。此时的聂耳，已经长成一个18岁的朝气蓬勃的小伙子。这是他第4次回故乡。
演出地址选在玉溪乡村师范学校的操场上，即现在的玉溪军分区后院。据当天晚上与聂耳同台演出的玉溪县立女子小学学生杨溶波回忆，聂耳参加演出的文艺节目有《高矮人讲话》、《卖花姑娘》、《外国女郎舞》、话剧《春闺怨》等。他曾经3次扮演女角出场，还在换幕时出来吹奏过笛子，表演过口技，这些别开生面的演出，给玉溪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年6月19日，聂耳在昆明给二哥的信中说：“前几天玉溪教育局长上省的时候，和我谈了好几次，他约我毕业后到本地服务，不是任县督学便是到县中学教书，我已经答应了。现在正式聘函还没有来，不过，多半会是这样。”如果毕业时不发生被叛徒出卖，上了黑名单的事情，聂耳很可能是回玉溪来当人民教师了，而不会去上海当店员。
后来，1932年7月15日，聂耳在上海《电影艺术》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和“人道”导演者对话》时，他用的笔名为“浣玉”，意为一个纯洁的玉溪人。在百代电影公司工作时，他创作的一首歌曲《一个女明星》，就是用玉溪花灯曲调《玉娥郎》为基调谱写成的。所有这些情结，都生动地说明，玉溪，永远在聂耳的心中。是故乡的山山水水，哺育了他的成长。
玉溪不仅是著名的“云烟之乡”，也是著名的“花灯之乡”，优美的玉溪花灯音乐，如同一粒粒智慧的种子，播撒在聂耳的心中，促进了他后来的音乐创作开花结果。
为改造社会而生
1930年7月18日至1932年8月6日，是聂耳自谋生路，并开始从事专业音乐工作的时期。
他只身来到上海“云丰申庄”当店员时，具体工作是采办、包装和寄发纸烟回昆明，由店里供给食宿，开初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工资，生活是非常清贫的，但聂耳仍然坚持抽空学习英语和革命文艺理论。
到上海两个多月，经玉溪老乡郑易里等人介绍，聂耳加入了党领导下的反帝大同盟，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行列中。后来有了一点工资，他就买了《音乐入门》和《口琴吹奏法》等书进行自学。
1931年3月“云丰申庄”因漏税事件，被罚巨款而破产，于是他报考了黎锦辉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当乐队练习生，生活才有了出路。
在歌舞班里，聂耳除了担任乐队伴奏外还要经常在节目中扮演各种角色。1931年夏天，聂耳每天演出3场，一连4天，全身大汗淋漓，可是总共才得了6元钱的报酬。他在日记中写道：“资本家的剥削，着实无微不至啊！”，“细想一下，这种残酷的生活，也不亚于那些工人大汗淋漓地在那高温的机械下苦作。”
1932年的“一?二八”，聂耳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侵略罪行。他曾经跑到战火弥漫的闸北一带拍摄照片，结果被没收了胶卷，差一点被日军抓走。后来，他又领着歌舞剧社中的一些人，到前线去慰问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将士。
同年4月，聂耳通过革命戏剧家田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党组织关怀下，他下决心以音乐这个武器为革命事业作更多的贡献，这段时间，聂耳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在报刊上还写了一些电影和音乐的评论文章。7月22日，他以“黑天使”的笔名，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文章指名批评了中国歌舞的鼻祖黎锦辉宣扬“为歌舞而歌舞”的观点，抨击了他为追求票房价值迎合小市民阶层的趣味，演出麻醉青少年的香艳肉感的歌舞。文章刊出后，马上在“明月歌舞剧社”引起了很大的震动。8月5日，社里召开全体大会，不许聂耳参加。有人还大骂他“吃里扒外，忘恩负义”。当时，聂耳在日记中写道：“我着实不该和这般没有希望的人去鬼混，我要做的事多着呢！我是一个革命者……”从此，他离开了“明月歌舞剧社”，另谋出路。
1932年，20岁的聂耳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回答他母亲向他提出的婚姻问题时很明确地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的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
“为改造社会而生”，这就是聂耳的革命精神。
人生的一个里程碑
在北平的这3个月是聂耳奋力参加革命斗争，茁壮成长的时期。
从上海到北平后，聂耳住在宣武门外校场头三条3号的云南会馆里。
9月14日，聂耳去报考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没有被录取，只得又去向外籍教师托诺夫学拉小提琴。9月中旬，上海左翼剧联的负责人赵铭奕写信将聂耳介绍给北平剧联。北平剧联负责人于伶去云南会馆找到聂耳，让他为剧联办的《戏剧新闻》撰稿，并约他参加剧联的演出活动。聂耳参加演出了《夜店》、《起来》和《血衣》等剧目。
最有意义的一次演出是当年10月28日晚上，清华大学毕业同学会为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特邀剧联的“芭莉芭剧社”（俄语“斗争”的音译）到清华大学演出。当聂耳在舞台上用小提琴演奏《国际歌》时，台下有一部分右派学生起哄捣乱，还往台上丢石子，把担任钢琴伴奏的人都吓跑了。聂耳却鼓足勇气，在多数观众的鼓励和保护下，一直坚持把这首歌拉完，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这段时间，聂耳还参加了北平乐联的组建工作。
住在北平的三个月，由于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得不到保障。冬季已经来临，聂耳的冬衣还当在上海的当铺里，刺骨的寒风和漫天的冰雪告诉聂耳，还是只能返回上海去找工作。
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聂耳在北平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党性有了进一步提高。因此，他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办理手续。北平剧联党组织专门写了一份聂耳在北平的表现情况，带给上海剧联，希望左翼剧联尽快为他办理入党手续。
在北平的这三个月，时间虽然很短，但却是聂耳一生中茁壮成长的一个里程碑。
前进、前进……
这个时期是聂耳从思想到创作，都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
聂耳从北平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投入党领导下的电影战线工作，先到联华影业公司当“场记”。并于1933年初由田汉和赵铭奕同志介绍，在白色恐怖最险恶的日子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夏天，他为影片《母性之光》创作了一首电影插曲《开矿歌》，是田汉作的词。这是聂耳写的第一首表现工人阶级斗争意识的歌曲。在联华影业公司工作这段时间，聂耳还先后在《城市之夜》、《小玩意》、《体育皇后》、《渔光曲》等影片中，扮演过账房先生、小提琴手、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体育运动会上的医生、船夫等各种群众角色。
当年11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蓝衣社”的匪徒，用法西斯的手段，砸毁了摄制进步电影的联华影业公司。聂耳由于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又率领公司工会与资本家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公司借口他需“休养身体”，将其解雇。
1934年4月1日，聂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进入了英国人经营的“百代唱片公司”工作。聂耳还组织了一个“百代国乐队”，灌制了他创作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7首民族器乐合奏曲，对发展我国民族民间音乐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1934年的6月，由田汉编剧、聂耳作曲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上演。聂耳同时又是该剧的导演和主演，他在剧中扮演打砖工人老王。高超的表演艺术，获得了当时报刊舆论的一致好评。聂耳为这部歌剧创作的歌曲：《码头工人歌》、《打砖歌》、《苦力歌》（后改为《前进歌》），也开始在群众中传唱。同年，党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成立，他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聂耳为该片作了著名的主题歌《毕业歌》。后来，又为《大路》这部电影创作了《大路歌》和《开路先锋》。
1935年初，聂耳进联华二厂任音乐部主任，先为影片《新女性》创作了《新女性》组歌，田汉的三幕话剧《回春之曲》在上海公演时，又是聂耳在短时间内为这个话剧创作了《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等４首插曲。
同年3月，聂耳听说电通公司将拍摄影片《风云儿女》，有个主题歌需要作曲，他就去找编剧夏衍同志。看完歌词后，聂耳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这首歌就是后来唱遍大江南北、闻名于全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的一生，走南闯北，从小生长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东北三省后，还在不断侵略我国的领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民党反动派喊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一次又一次地镇压革命的人民群众，使无数的革命者和战友倒在血泊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他亲身的经历和耳闻目睹的这些往事，都一幕幕地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使他满腔的激情像火山似的喷发出来。他把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热爱，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满腔仇恨，都全部凝聚在这首杰出的革命战歌当中。
1935年的2月份后，田汉、赵铭奕、阳翰笙等许多革命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先后被捕。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4月1日又传来了国民党反动派要逮捕聂耳的消息。党组织为了保护聂耳这个年轻有为的战士，批准他出国先到日本暂避一个时期后，再去欧洲和苏联学习。
东渡日本 长逝鹄沼
在日本学习和考察的时期，聂耳为自己的学习定了四个“三月计划”。第一个“三月计划”重点是突破语言关，同时进行社会调查，结识日本文化界进步人士，加强与本国左翼留日学生的联系，开拓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为开辟中国新音乐道路而奋斗。第二个“三月计划”是坚持参加各项活动的同时，努力提高日文的读写能力，加强音乐修养。第三个“三月计划”是开始翻译和试作新的音乐作品。第四个“三月计划”是俄语学习，整理作品，准备欧游。
1935年5月，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片《风云儿女》内外境即将完成，已进入了后期的录音工作。导演和制片人都在眼巴巴地盼望着聂耳把他谱写的主题歌从日本寄来。这首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已经谱写了初稿，并征询了一部分同志的意见，正准备进行认真细致的反复修改之际，他就仓促出国了。到日本住定下来生活学习有了着落后，聂耳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修改作品，按时把修改过最后定稿的《义勇军进行曲》用挂号信寄回上海电通公司。就是这首歌、随着影片的上映唱遍了全国，给抗日战争中的祖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聂耳在日本的三个月，从来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星期天，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总是不知疲倦、满腔热情学习、工作，像一个火种，不断地播撒着革命文艺的种子。在这段时间里，他观摩过很多音乐、戏剧、舞蹈、电影作品，还应邀在东京中华青年会馆为中国留日学生作过报告，回到住处，他还要连夜记日记、写评论。同时聂耳先后从东京寄回《日本影坛一角》、《法国影坛》、《苏联影坛》等多篇评论文章，发表在上海的文艺刊物上。
7月17日下午，聂耳去鹄沼海滨游泳不幸遇难。后来是聂耳的好友张天虚从东京赶来认领遗体，当场在鹄沼海滨进行火化，把骨灰带回了东京。
聂耳遇难后，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和各界人士，为他开了追悼大会，并且由大家捐款，在日本编印出版了一本《聂耳纪念集》。
永久的怀念
聂耳是时代的号角，他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创作出来的40多首音乐作品，是我国近代音乐宝库中永载史册的不朽篇章。正如夏衍同志所说：“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聂耳真正表现了勇猛的海燕得意洋洋地飞翔的姿态。”是啊，聂耳谁说你已经离开了我们呢？在异国他乡的海涛声中，你依然吹着那金光闪闪的号角：“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聂 耳 故 居 简 介
聂耳(1912 .2.15 －1935.7.17) ，原名聂守信，字紫艺。云南省玉溪市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众歌曲家，国际友人喜爱的和平推进者，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伟大的人民音乐家。
聂耳故居位于玉溪市红塔区北门街，总面积1296平方米，是两层土木结构瓦顶起脊的旧式楼房，系聂耳的曾祖父聂联登于清末所建，传给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是聂耳小时候学习、歌唱、生活和成长的地方。就是这幢老宅院培育了人民音乐家聂耳，使他走上了报效祖国的道路。
聂耳故居具有重要的教育纪念意义和文物史料价值。1984年9月，玉溪市人民政府将聂耳故居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4月，云南省委宣传部将聂耳故居公布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8年11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将聂耳故居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编入《中国名胜大典》。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戴巍光看了聂耳故居后赋诗：
故居宁静墙花艳，院角似闻学笛声
不朽国歌传万世，长城热血九州惊
1992年12月，聂耳故居保护修缮工程竣工，并举行了故居保护修缮工程竣工和聂耳塑像落成揭幕典礼；2002年1月，为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诞辰90周年，对聂耳故居进行全面整修，增加设施，美化环境；2005年上半年，又对聂耳故居进行保护修缮，美化了故居的环境风貌，扩充了陈列展览室，以崭新的面貌向广大市民和游客开放。每天晚上，玉溪民间文艺演出队都来聂耳故居，演奏聂耳创作的歌曲，好象聂耳又回到了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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