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垂史册的人民音乐家

　　1935年4月15日，聂耳离开上海前往日本，三天后到达东京。在完成自己第一个“三月计划”后，他随友人赴海边度假，不幸于7月17日在滕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聂耳逝世的噩耗传到国内，在文艺界特别是上海左翼文艺界中，引起很大的震惊和悲恸。日本东京和中国上海等地的同志和朋友们为他举行了追悼活动。侨居日本的郭沫若为他写了悼诗。田汉在出狱当天闻讯后写了悼词，并在小序中说：“忽闻聂耳兄又以学游泳于太平洋羁魂不返。其与吾国之音乐、戏剧、电影界之损失，一时殆无法补偿。”

　　聂耳虽然只活了不到24岁，但他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的精神，具有很高思想与艺术价值的音乐创作，他所开创的中国革命新兴音乐道路及扎根于人民大众的现实主义创作作风，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不朽地位。1964年，朱德同志为聂耳题词：“人民的音乐家。”1989年，江泽民同志为聂耳题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永垂不朽!”聂耳无愧于这一崇高的评价。

　　聂耳既是富于创新精神的无产阶级音乐家，更是以音乐为武器的忠于祖国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音乐追求和音乐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救国爱民的崇高理想和目标。在他短促的一生中，尽管也面临不少艰险和阻力，却从未停止过与旧社会黑暗势力的斗争。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以大无畏精神，冒着生命危险与被压迫群众休戚与共，自觉地、始终如一地把音乐当作武器，创作了《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码头工人》、《铁蹄下的歌女》等一系列代表中华民族呼声、充满感召力的革命歌曲，以强烈的感情表达了各阶层人民高涨的斗争热情和信心，极大地激发了人民大众革命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正如夏衍在1955年纪念聂耳逝世20周年时所说：“他真像暴风雨前的一只海燕，骤然而来，倏然而去”;他“用他豪迈明快、充满信心的歌声，对亿万受难的中国人民，表达了他对革命暴风雨的预感。”聂耳曾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障碍阻止和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实。”他一生都在实践着自己伟大的抱负。

　　聂耳的一生是勤奋学习的一生，为着所追求的音乐事业顽强进取的一生。聂耳热爱音乐，音乐不仅是他的爱好，是谋生的“饭碗”，更是战斗的武器。聂耳是罕见的音乐天才，但他深知要想成为一位开创中国革命新兴音乐事业的文艺工作者，仅靠天赋是不够的，首先必须有高度的艺术水平。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以大胆创新的精神不断探索，努力反映时代的精神，反映群众的现实生活，才能用优秀的音乐作品鼓舞人民，完成自己的社会使命。因此，他一生都在以惊人的毅力和难以想象的刻苦精神勤奋学习，从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纵观聂耳的一生，我们会清楚地发现，他确实是一位自学成材的音乐家。正如他的好友，诗人和词作家孙师毅在痛悼聂耳时所写：“你能说聂耳非天才么?他没有步入到学院的门一步;你能说聂耳不努力吗?他没有浪费过他的时间一分。如果他在音乐上有什么成就的话，什么都是他自己在短促的24岁生涯中，一点一滴获取来的。”

　　冼星海称聂耳是“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这是对聂耳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所作贡献的最为中肯的评价。在中华民族遭受着内忧外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的音乐向何处去?这是当时每一个中国音乐工作者面临的社会责任和重要课题。聂耳发起了用音乐激励人们向黑暗的社会抗争，与侵略凌辱中国人民的列强战斗的“新兴音乐运动”。他创作了一系列代表中华民族呼声、充满感召力的艺术性与思想性完美结合的革命歌曲，为革命音乐开辟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聂耳开创了新的创作作风和创作方法，创造了丰富多采的音乐艺术形象，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聂耳的创作既扎根民族音乐文化，也借鉴西方作曲理论和技巧。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毕业歌》等进行曲性的群众歌曲，与同时代的同类作品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更强的冲击力;他的抒情独唱歌曲如《铁蹄下的歌女》、《梅娘曲》、《塞外村女》和《飞花歌》等，音乐形象刻画生动传神，情感表达深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堪称是近现代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艺术歌曲;《开路先锋》、《码头工人》和《大路歌》塑造了鲜明的劳苦大众音乐形象，所达到的艺术准确性与深度至今仍为人们所赞叹;他整理改编的《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等民乐合奏作品，谱写了中国民族合奏音乐的新篇章。

　　聂耳已经离开我们整整70个年头，但他的歌曲不仅至今仍在神州大地传唱，那激昂而优美的旋律仍在人们耳际萦绕，他炽烈的爱国热情，顽强的学习精神，忘我的工作态度，深入群众的作风，也足以作为我们的学习楷模。

　　当我不得不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向聂耳致敬! （李岚清）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宋礼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