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替着大众在呐喊谱写出救亡的乐章

　　聂耳一生共创作了35首歌曲，其中除一些抒情歌曲外，反映劳动人民及革命青年生活和斗争的占有较大比重，再就是为数众多的进行曲风格的爱国歌曲。聂耳的歌曲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揭露了社会的矛盾，唱出了大众的心声，为中国革命新兴音乐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聂耳始终坚持了扎根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大众感情，为人民的需要而创作的思想。他认为：“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艺术家“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他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鲜明地指出：“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种“代替着大众在呐喊”的“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

　　基于这样的认识，聂耳在音乐创作中坚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最底层，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的环境中，聆听劳动者的心声，并经常踏着晨霜夜露去体验女工们上班的辛苦，与码头工人交谈，与小报童交朋友。关于这一点，我亲耳所闻的一件事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无锡的鼋头渚发现有一个“聂耳亭”，便好奇地问：“聂耳与无锡有什么关系吗?”当地的同志说：“有啊!”便给我讲了以下一段动人的故事：1934年夏，聂耳为影片《大路》作曲时，编导孙瑜希望主题歌能写得像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那样深沉有力。为此，聂耳先到上海郊区的筑路工地与工人们一起拉压路的大铁磙，体验他们的劳动生活，并就自己创作的《大路歌》、《开路先锋》征求意见，反复修改。10月中旬，聂耳又随电影摄制组到无锡拍摄外景。当时，无锡鼋头渚后山正在修一条公路。一次，工人们请聂耳唱歌，聂耳站起来说：“好吧，我就唱一首大家用血汗所谱写的《大路歌》吧。”歌声使一个个筑路工人听得出了神，有些老工人流出了热泪。当时，聂耳一行就住在鼋头渚后山北麓的陈家花园。解放后，无锡市人民为了纪念聂耳和他的《大路歌》，便把这里一座简朴的亭子命名为“聂耳亭”。

　　聂耳的许多作品的主题和基本音乐元素，都与大众的思想、情感、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直接来源于民众的劳动生活。早在1932年5月，聂耳随明月歌剧社去武汉演出，轮船夜间停靠在九江时，江上码头工人的劳动号子给他以极大的震撼和音乐创作的冲动。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群众吼声震荡着我的心灵，他是苦力们的呻吟，怒吼!我预备以此动机作一曲。”这正是他日后创作《码头工人》的素材。

　　聂耳创作的很多歌曲背后，几乎都有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审他深入大众生活的真实写照。

　　《义勇军进行曲》发出最后的吼声

　　1934年7月，田汉决定创作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但刚写出电影故事和一段歌词，就被反动政府逮捕了。文学剧本的创作由夏衍来继续完成。聂耳听到这部电影需要谱写一首主题歌的消息后，便主动去找夏衍。他拿到剧本，把田汉写的歌词念了两遍后，顿觉浑身热血沸腾，激动地说：“作曲交给我吧，我干!”

　　聂耳在创作时“完全被义勇军救亡感情激励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想里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他对影片导演许幸之说：“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并向我下逐客令，我只好再三向她表示对不起，最后她才息了怒。”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构思，聂耳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以及该片的另一首插曲《铁蹄下的歌女》。

　　1935年初，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聂耳也面临被捕的危险。党组织为了保护他，让他离开上海出去躲避，而聂耳也希望借此机会出国深造。于是，他决定经日本去欧洲、苏联。由于形势紧迫，他不得不将《义勇军进行曲》的乐谱带到日本去修改完善。因此，这首歌的定稿是聂耳从日本寄回上海的。

　　聂耳在继承中外优秀歌曲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地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凝聚在歌曲的每一个音符中。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聂耳大胆地对歌词作了许多处理。他把原词末尾“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由于增加了叠句，最后的“前进!前进!前进!进!”以铿锵有力的休止符来煞尾，把踏着坚决、勇敢、有力的步伐挺身前进的精神表现得更加强烈。

　　随着电影的公开放映，《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了神州大地。由于震撼人心地唱出了团结战斗的意志，唱出了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它不仅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当时，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也一直犹如进军的号角，激励着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战斗意志。《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936年，被迫流亡国外的刘良模把这首歌带到了美国。著名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最早在美国演唱了这首歌，并灌制了唱片，将它改名为《起来》。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也在国外唱响了。罗伯逊曾深情地对刘良模说：“这首歌不仅唱出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也唱出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包括美国黑人在内的争取解放的决心。”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数经起伏，几度沧桑，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宪法地位。如今，《义勇军进行曲》已经陪伴着新生的共和国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每当我们听到或高唱起这首歌时，都会被它那高亢激昂的词曲深深感染，都会联想到中华儿女为民族自由解放而前赴后继的英勇气魄和风雨历程，都会为今天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而感到骄傲，获得一种刻骨铭心的激励和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