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文化积淀与中外先进文化的融合发展是聂耳音乐创作的成功之路

　　聂耳所处的时代，一方面是中华民族受压迫、受奴役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及各军阀派系的明争暗斗，统治集团的黑暗和无能，使国家和人民均“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另一方面却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冲突、碰撞、交汇、融合的时代。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无论是固守祖宗传统而一成不变，还是盲目祟洋全盘西化，这对于身处上海这个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大都市的音乐家来说，都是有悖于时代潮流的。

　　首先，聂耳对于外来文化报以一种主动认识和积极学习的态度。早在昆明上学的时候，他就积极向法藉教师柏希文学习英语和钢琴，后又拜张庾侯为师学习小提琴；在上海明月歌舞剧社期间，他又先后向同事王人艺和意大利藉私人教师普杜什卡进一步学习小提琴，同时自学西方的作曲技法；1932年在北京短暂的求职期间，他又投在俄藉小提琴家托诺夫门下继续深造提高……在聂耳的日记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他“读书”、“拉琴”等自勉的词句及学习计划。正是在这样一种积极学习的态度下，聂耳对西方音乐的修养提高很快。他不仅拉得一手好提琴，还能弹钢琴，并自学了和声、对位等音乐原理。在辗转日本期间，也不忘随时提醒自己要“加紧音乐技术的修养”。

　　其次，聂耳在《饥寒交迫之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许多歌曲作品中，大量采用三连音和升降半音来处理旋律和节奏，在《打长江》、《开矿歌》中，又采用了复调作曲技法。这些都已经在民族传统调式及作曲手法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却又不失本民族音乐的基本格调，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例：这首歌的歌词在内容及主题上与法国《马赛曲》、《国际歌》相近，都是催人奋进的慷慨激昂之作。歌词中“起来”、“万众一心”、“前进！前进”的词句，不难在《国际歌》和《马赛曲》中找到影子。田汉在写作歌词时，为了唤醒民众、激励斗志的需要，不惜又重用了它们。《义勇军进行曲》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与《国际歌》的第一句“起来！饥寒交迫地奴隶”，更是如出一辙。聂耳在谱曲时，也从情感需要出发，大胆采用了从“5”到“i”的四度跨进，给人以一种民众觉醒站立而起的感觉。但接下去的旋律中，它基本上以民族五声调式为基础来进行发展，只是用了一个“7”作为时值短暂的过渡音，而且只用了一次。这与《国际歌》大量采用“4”、“7”作为骨干音是大不相同的。这就是中国风格与法兰西风格的差异。而在乐曲前奏和歌唱中，作者五次使用了西方音乐中常用的三连音，来加强旋律的力度，加强了这首曲子的战斗性和号召力。几十年来，无论在庄严的升旗仪式，还是在隆重的国际交往场合，只要《义勇军进行曲》一响起，每个中华民族的儿女，都会在内心充满敬意，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这首曲子毫无疑意地代表了中华民族，它与世界各国国歌放在一起而毫无愧色。它既是时代的，又是民族的。近年来一些音乐工作者从《义勇军进行曲》的起始句及“中华民族”一句中，找到了玉溪花灯“走板调”及“采茶调”的音型元素。这与本文以上分析结合起来看，更进一步说明了本土文化积淀与世界先进文化的融合，使聂耳的音乐创作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

　　在人类艺术领域中，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总是在继承本土文化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创造出辉煌业绩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绝不可拒绝继承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列宁也对此作过精僻的论述，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全集》第四卷348页）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定历史时期的提法，那么至于广泛意义上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继承和借鉴，就更不言而喻了。在我国音乐史上堪称鼎盛时期的唐代，就是汉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往和融汇最为频繁的时代，朝廷在前朝“七部乐”的基础上加以增删，设立了“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其中除燕乐和清商乐外，均为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正是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文化交融和兼收并蓄，才导至了唐代音乐艺术的高度繁荣发展。历史上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胡乐”与汉族传统音乐的相结合的产物。同样，出生于德意志的音乐大师贝多芬，是在继承了奥地利人海顿、莫扎特的古典主义乐派的基础上，才开创了浪漫主义先河的。“浪漫主义支配了19世纪的艺术产物，它命名了一个运动和一个时代，创造出大量丰富多彩的作品，至今仍使千百万人为之倾倒。”（美，约瑟夫·马克利斯语）

　　在玉溪人民庆祝云南聂耳音乐基金会成立一周年之际，基金会发起人、中共玉溪市委书记孔祥庚同志在《学习聂耳的时代精神》一文中说：“尽管花灯文化对他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是他若不广泛搜集学习云南民歌民曲民乐，若不批判地学习西方的乐器、乐理和高雅艺术的表现手法，他可能永远只是唱农村花灯调的小四狗，可能只是一般的音乐家，可能就承担不了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曲的伟大重任。”这段话是发人深省的。聂耳正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秉承和弘扬了《马赛曲》、《国际歌》的战斗精神，开创了中国革命大众歌曲的先河，奏响了“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郭沫若：聂耳墓碑记），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和先驱者。

　　总之，通过对聂耳音乐创作中玉溪本土文化积淀现象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认识聂耳艺术成长的起点，更加深入地研究聂耳音乐创作中继承传统与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勇于探索，为繁荣社会主义音乐创作而努力奋斗。（宋佳良）

编辑：宋礼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