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吕向群 

核心提示：   

    著名记者王克勤今年7月应邀到玉溪为新闻业务研修班的学员上课时这样定位记者：“我们的社会就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中的大船，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守望者，要随时发现航行中可能会碰到的暗礁，随时发现船上的哪个螺丝钉可能会坏，把大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及时地向船长汇报。”
    记者们心中的疑惑是：如果记者真是“船头的守望者”的话，“守望者”的天职只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则要靠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乃至全社会随后跟进，但是现在往往是缺乏这种解决问题的“跟进”。

记者在工作中

高度紧张的职业

    《玉溪日报》晨刊部记者小蒋的任务是接听新闻热线，并在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点，采写并报道新闻。
    “你必须二十四小时开机，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小蒋说。
    做热线记者两年，小蒋的每个工作日都是这样度过的：找线索，采访，写完稿子传给编辑后才能休息。“有时候突发事件是在凌晨一两点发生的。如果新闻有价值，你还得从被窝里爬起来，赶往出事地点。”小蒋说。
    11月3日晚上，忙碌了一天的小蒋刚刚准备上床睡觉，热线电话响了，江川县一家火炮厂发生爆炸，小蒋忙和同事开车赶往出事地点。等到采访回来并写好稿件时，已是凌晨六点多。
    事实上，很多记者都已习惯这种事件的发生就是开工命令的工作方式。去年1月6日晚，玉溪中心城区的一条老街发生火灾，当时《玉溪日报》晨刊部的记者小何正在街上逛礼品店，买了一份礼物准备去给朋友过生日。老街上忽然有人跑动起来，职业的敏感让小何跟了过去，一看，不远处一幢老房子浓烟滚滚。小何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到事发地点。“到那里一看，火光冲天，而我只能干着急，因为没带相机。”小何说。
    几分钟后，消防车赶到了。紧随消防车赶来的是记者。小何数了数，那天赶到现场的记者仅《玉溪日报》的就有7个。“他们和我一样，当时都在休息，没有任何人通知让他们必须去，但他们闻讯后都去了。那时我做记者没多久，第一次明白了记者所担负的责任。只要有新闻，记者总在第一时间冲在第一线，这几乎成了一种职业本能。”小何说。
    因为脑子里总绷着一根弦，记者的神经是紧张的。新浪网最近推出的《媒体从业人员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国内记者认为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约57％的人感到工作压力很大，只有5％的人能够轻松应付。常年奔波和精神压力让很多媒体从业人员感到很疲惫。

危险的职业

    在很多公众眼里，记者是“无冕之王”，非常风光。实际上，对于大部分新闻从业人员来说，常年上夜班、常年睡眠不足、常年生活规律颠倒都是习以为常的事。因为忙碌及职业的特殊性，记者出意外的可能高于其他职业。
   《玉溪日报》的摄影记者申进明就有过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那是2002年8月17日，新平“8·14”特大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第四天，申进明到水塘镇新寨村委会曼糯小组等重灾区采访报道。正在戛洒江边拍摄照片时，一块大石头忽然从山上滚下，擦着申进明的左肩狠狠地砸在他的摄影包上，因为速度很快，摄影包被打断带子后落到泥水中。周围的人都惊叫起来，申进明捡起摄影包继续采访，事后他也很后怕：要是石头再偏一点点，不就落在自己头上了？
   《玉溪日报》记者崔永红与李志刚也有类似的经历。那次他俩一起到大理做一组关于烤烟的报道，因为采访很急，要连夜赶路，加上路不好走，在一段沙石路上车子打滑，从七八米高的路基上翻下去，幸运的是两人都只是受了伤。
    “每天那么多新闻发生，那么多记者在路上奔走，又要抢时间，可以说危险无处不在。”一位姓任的记者说。
    国际记者协会2005年1月18日公布的一份报告说，2004年共有129名记者因公殉职；另一项调查显示，在非军事职业中，矿工是最危险的，其次就是警察和记者。
    面对职业的重压，很多记者渴望休假。“那种没人打电话找你、没有工作烦你、不用上网关心国际国内大事的日子多好啊。”玉溪电视台大众公共频道的记者小谢说。即使小谢的愿望如此简单，但也常常实现不了。因为大假也有新闻发生，如果你轮上值班，就别指望休假了。
    在《玉溪日报》，很多记者编辑工作十多年了，还从未请过公休假；结婚的年轻人常常不等婚假休完就开始上班。在很多人享受着轻松的周末时，报社的工作区还是灯火通明，异常繁忙；而每周一都要出报，近一半的员工星期天就要来上班。“都说玉溪是个悠闲的城市，但这种悠闲似乎不适用于媒体工作者。”小谢说。

记者吃的是青春饭？

    因为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这种生活节奏只有在年轻时才顶得住，这种状态也让很多人觉得记者吃的是青春饭。
    记者随机采访了身边的十位同行，有9人感到做记者不可能一直做下去。大众台的一位记者说，他身边的很多同事都改行了，其他电视台也一样，很多人选择了离开。
    交谈中，记者普遍都有这样的担忧：新闻工作是一项需要创新的工作，但记者不是永动机，总有创新能力和工作能力走下坡路的时候。当他们人老体衰的时候，他们该到哪里去？
    总体而言，我市媒体从业人员待遇一般。记者对周围的媒体工作者做了一项调查，记者、编辑的收入通常在每月1000元至2000元左右，只有极少数工作非常勤奋的记者收入可以超过3000元。“这一待遇与付出并不成比例。”玉溪市电视台的一位记者说。　　
    但这个职业还是吸引着很多人。“比起其他职业来说，记者可以接触形形色色的人，接触各种各样的事，可以增长见识；工作相对自由，不用天天坐班；而且，有了媒体这个平台，你可以帮助一些身处困境的人。当你的报道引起社会的关注，并促使问题的解决出现转机的话，你会很有成就感。”记者小谢说。
    著名记者王克勤今年7月应邀到玉溪为新闻业务研修班的学员上课。这位立志“以新闻力量推进社会文明”的名记是这样定位记者的：“我们的社会就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中的大船，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守望者，要随时发现航行中可能会碰到的暗礁，随时发现船上的哪个螺丝钉可能会坏，把大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及时地向船长汇报。”
    勿庸置疑，正是记者的这些特质吸引着更多的人来从事这一行业；中国媒体界的活跃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这些怀有新闻热情的人在推动。

转型时期的困惑

    “做一名记者让我最痛苦的就是你想帮的人帮不了，你想曝光的事曝光不了，你想表扬的人表扬不了。”记者小谢说。
    不少记者都有稿子写好却发表不了的经历，有时甚至刚采访回来就被通知稿子只能写“内参”。“你去写表扬稿他当然欢迎，但要揭示问题的话，很多单位和个人都会采取各种方法阻挠，让你的稿子发表不了。”一位记者说。
    “都说媒体的职责是监督社会，但现在常常是社会在监督媒体。”一位资深媒体工作者感叹道。他说，现在很多声音指责记者缺乏事业心，希望记者曝光更多的社会阴暗面，但反过来看，我们的体制是不是给了记者“干事业”的动力，比如安全感、归属感、荣誉感？我们的相关部门是否都能接受监督、并有及时纠错的勇气？
    记者们心中的疑惑是：如果记者真是“船头的守望者”的话，“守望者”的天职只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则要靠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乃至全社会随后跟进，但是现在往往是缺乏这种解决问题的“跟进”。
    在百度上输入“记者被打”这四个字进行搜索，马上可以查到相关信息高达5万多条。在玉溪，虽然还没有极端的事件出现，但因为一则报道而使记者麻烦缠身的事常常发生。比如明明是被采访对象说过的话，但一有上级追究下来，他就不承认；很多报道主要事实都很清楚，但哪个细枝末节有出入，就有人来纠缠不休。“辛苦我不怕，我最怕的事就是惹麻烦。”记者小蒋说，这基本上反映了大部分记者的心声。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媒体行业的压力和阻力困扰着从业人员，但也有一些人做得很出色。他们真实地记录历史的变动，力求对现实社会进步有所帮助。
    “我觉得那些对新闻有追求的人，只要他们坚持，最终都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平台。”在玉溪给记者上课时，来自京城的名记王克勤这样说。
    这对那些坚持新闻行业操守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在转型的阵痛下，或许也只有那些坚守职业信念的人会成为最后的快乐者。

来源：玉溪日报

编辑：李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