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武春荣  文/图

策划人语：
    有城市的地方通常都能看到城中村的身影。城中村，作为城市的衍生物，一方面，伴随城市扩张的脚步声，新的城中村在阵痛与迷茫中诞生；另一方面，原有的城中村和密集的居民住宅区在不断老化，由于时光冲刷、缺乏管护等原因，与日新月异的城市显得格格不入。
    城中村，这些匍匐在城市繁华高楼阴影里的角落，即使身处黄金宝地也掩饰不住其衰败的气息，甚至有人毫不客气地称其为“贫民窟”。由城中村引发的种种城市病，不断阻碍着城市的发展。生活在城中村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城中村的改造为何如此艰难？城中村未来的希望在哪里？怎样才能避免产生新的城中村？带着重重疑问，《深度报道》记者在大量采访调查的基础上，策划了这组关于玉溪中心城区城中村现状、问题与出路探讨的稿件。

徘徊在城市边缘的
“新”居民

    玉兴路街道办事处右所居委会的中所居民小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村子，但又让人感到那么不可思议。因为它不是坐落在田野中，也没有偎依在山脚下，而是处于中心城区四大主干道：玉兴路、龙马路、东风路与南北大街的包围中，隐藏于排排整洁的商业楼身后。
    时下，在经济条件好点的村子，已经开始硬化村庄道路了。但在这个被繁华街市包围的村庄，人们仍年复一年地走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大雨过后，微型车半个多轮子从坑里趟水而过。有的房前堆积着柴草和杂物，花坛里蔬菜、野草和花儿一齐生长。空旷处杂草丛生，一眼就可看到低矮树木掩藏不住的土坯房。
    5岁半的小女孩颖颖（化名）坐在狭窄的堂屋过道上，就着一张木凳，一笔一画学写字。
    颖颖的身份早已不是农民，却不能像老居民一样到公立幼儿园读书，颖颖的妈妈把她送进城里的私立幼儿园就读，每个月交180元的费用。
    颖颖的妈妈说，田地卖完后，每天一开门就要花钱，家里最大的开支要数孩子的学费和医疗费。孩子生病，跑趟医院，几百块钱就不在了。
    平时，颖颖的妈妈在玉溪五中门口摆摊卖东西，补贴家用。问及颖颖爸爸工作时，她说：“农民嘛，没读过多少书，又不懂技术，想进工厂干活，人家又瞧不着。现在还不是和村里其他人一样骑摩托拉人……”颖颖的爷爷听到这，忙在一旁制止。
    颖颖一家和老人住在一块，颖颖的爷爷是退休工人。他看着孙女忧心地说：“村里的田地卖完了，老人手里有钱了，这对老人来说是好事，但是‘小的’长大后吃什么呢？”
    问到村里分钱的事，颖颖的妈妈说：“卖地分来的钱还不够盖这幢房子，我嫁过来后，过了两年才把盖房子的钱赔清。一开始村里还经常分点钱，后来越分越少，现在一个人一年就分得1000多块钱。”
    颖颖家的房子建于1998年，一楼的小房间里堆满柴草，“客厅”中央是一口井，周围满是杂物，其中最值钱的东西只有一辆生锈的自行车。
    颖颖家的房子建起8年后，这个当时处于城郊结合部的村子已被城市主干道包裹，成为市中心。城市在不断北移，在发展变化，但村子和1998年相比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连路都还是老样子，比农村还像农村，只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了。

外来打工者的落脚地

    自清代以来，老五街就是玉溪繁华商业区。至今，整条街仍以土木建筑结构的老屋为主，从街两边的屋檐下伸出一个又一个的棚子，棚子下摆放着各种廉价商品，使原本就狭窄的街面显得更加拥挤了。
    从老五街鳞次栉比的商铺中间穿进去，跨过门槛，走过黑暗的过道，窄小的四合院天井出现在眼前。罗成双坐在井边使劲搓洗盆里的衣服，天井上方是挂满尿布和衣裤的天空。
    老五街地处市中心，做小生意或购物都极为方便，一个月的房租仅要50元，这让从四川过来打工的罗成双和丈夫决定在这里落脚。罗成双说：“我家那个在工地上干活，一个月的工钱就几百块，有时干了活还拿不到钱，能住这儿已经满足了。这里就是上厕所不方便，巷子里没有厕所，只有街上有公厕，每次去都得出钱。”
    住在院子里的陈绍福一家也是从四川过来打工的。在天井边，陈绍福的妻子边梳着湿漉漉的长发边说：“有一次，院子里一个老人养的猫把屎拉到井里去了，井水喝不成，我们只有和前面做生意的人商量，接他家的自来水喝，每个月给他家水费钱。”
    住在院子里的人最怕刮风下大雨。陈绍福说：“前几天下暴雨，屋里都给淹起来了。屋子墙角晓不得哪点来的土块，刷刷地往下掉，我们只有用塑料布蒙着土块，再拿凳子顶住，不让它往下垮。”原来由于年代久远，二楼的土墙慢慢坍塌，土块不断往一楼滑下。
    陈绍福住的房子光线极差，大白天仍是一片昏暗，屋里仅有一张床、一个衣橱、一张桌子，床边小木桌上放着一台老黑白电视机，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对着衣橱镜里的自己天真地笑了又笑。
    房子四周墙壁上的白灰已经驳落，布满裂纹。屋顶上瓦片的黏土渐渐脱落，年轻的母亲担忧地说：“就怕大风把瓦片吹落，打伤人。”
    往里走，四通八达的巷道连接着一个又一个的院子，居住在这里的，大部分是外来打工者。陈朽的木质楼房、坍塌的房屋、堆积得与房高的垃圾、简陋的平房、昏暗的过道组成了一个被遗忘在时光里的村落，让人忘了外面就是玉溪二十一世纪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
    在老五街的中沟巷，朱老太太的房子看上去又大又新。朱老太太是上世纪80年代的农民，为仍居住在这里为数不多的本地人。老人的儿子有的经商，有的已经下岗。房子建起后老伴就去世了，老人独自守着大房子，又不愿与周围说着外乡话的邻居来往。后来，老人把房子租给一户自己信得过的人家，给自己做伴也给自己壮胆。

靠低保生活的老居民

    张丽华是老五街的老居民，和老五街“农民”的房子比起来，张丽华的屋子还没有人家的一个堂屋大。一楼是厨房，灶台边升起的烟火熏黑了屋里的柱子和通往二楼的木楼梯。
    在紧靠门边的窗下，张丽华弯着腰切菜，儿子紧挨母亲站在灶台边炒菜。炒辣子的味道很快在狭小的屋里弥漫开，一阵剧烈的咳嗽促使张丽华放下手中的菜刀。
    由于患有慢性肺炎，张丽华只有选择用较昂贵的液化气煮饭做菜。她说，邻居们一般使用蜂窝煤和电炉，但是蜂窝煤的味道会加重她的病情，用电炉虽然便宜，可是房里的线路老化，容易引发火灾，想来想去，只有使用液化气。
    张丽华的丈夫是易门一家企业的退休工人，患有高血压、脑瘫等疾病，退休工资还不够看病。张丽华年轻时在企业打过零工，年纪大了就在老五街摆零摊卖小商品，一天挣不了多少钱，除了自己和儿子每月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外，家里就没有什么稳定的收入来源了。张丽华说，儿子今年考进二职中，等毕业后找到工作，日子就会比现在好过了。
    住在老五街的城市老居民的日子普遍不好过，有的居民曾经分到企业端上让人羡慕的“铁饭碗”，但是现在都已下岗了，有人感慨地说，还是当农民好，每年都可以分到钱，加上租房收入，日子还过得去，居民除了低保外什么都没有。
    玉兴路新兴居委会三组文书王玲不以为然地说，在物资供应紧张的年代，居民的日子比我们农民好过多了，那时吃的用的都得用票，国家只给居民供应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等，农民什么都分不到。种粮的人吃不上粮食，拿钱也买不到粮吃，那时大家都想农转非。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居民享受的好政策没有了，大家又都想当农民了。(明日请继续关注《城中村调查之问题篇：掩藏在利益冲突下的重重隐忧》）

采访札记：

    城中村，从狭义上说，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从广义上说，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
    在中心城区，老五街是老城区典型的城中村，而右所则是城市建设中新出现的城中村。记者采访了居住在这两个典型城中村的几户人家，他们的生活状况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城中村村民（以下几篇文章中，生活在城中村的人，无论是农民还是居民，都统称村民）的生活，但是作为城中村中下层村民生活的一个截面，从中也可看到部分历史变迁的痕迹。
    居住在城中村的人，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他们都是推动城市发展的新生力量，但是他们没有值得期许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没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即使是城中村的上层村民——“租金食利者”，由于普遍缺乏知识和技能，在社会分层结构中，随时面临不进则退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