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医患矛盾，是医生和病人的共同心声。

□ 本报记者 白诚颖 文/图

    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业内人士分析，当前群众对医疗系统的不满，主要集中在看病难和看病贵上。
   “医生是否是导致看病贵的根本原因？”有受访者认为，少数医生吃回扣、开高价药方，这无疑增加了患者负担，导致看病贵。
    对这一观点，一名内科医生反驳：“如果体制得不到解决的话，全中国的医生个个遵纪守法，老百姓看病仍然贵！”这名医生说，医院和医生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看病贵有太复杂的政策因素，但却是通过医疗服务最终实现，因此医生更容易被误解。
     一名研究过药品流通环节的人士分析，药品经企业生产出厂后，经过重重流通环节才进入医院，等药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时候，零售价早已高出出厂价不知多少倍了。
     因为过多的中间环节，药品在跨入医院的门槛前价格高了很多，有政府定价作指导，提价空间已经不大。玉溪市中医医院财务物价审计处副处长杨思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医院的药品利润占药价的9%至10％。
    针对当前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批评，一名县级医院负责人曾说，如果把公立医院都收归政府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由政府管理，那医护人员的思想负担要轻松很多，医患矛盾也就容易解决了。而当前，医疗资源的分配和卫生事业投入的多少，都不是医院和医护人员说了算，要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矛盾，除了医护人员要加强医德医风修养，加强与患者之间的沟通，赢得患者的理解和支持外，关键在政府怎样解决看病贵。
    一名副主任医师分析，看病贵主要贵在药品和检查费上。很多医院的大型检查设备均是自己投资购买，为了保证医院的正常运转，检查费由政府统一定价，由医院收取。除非政府投资设备，或者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才能大幅度降低检查费。
    对于药品贵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先后进行了17次药品降价，但收效甚微。这名医生分析，很多药品降价后，市场上就出现低价药短缺的现象，很多药厂不做低价药了，很多新的高价药取而代之。
    比如去年，在美国批准上市的新药有148种，但我们国家取得了市场准入的新药竟然有1万多种，难道我国的新药研发水平要比美国高100倍？
    这名医生透露，很多新药都是“新瓶装旧酒”，价格变了，包装变了，剂量变了，但药品的化学成分并没有变。“比如左氧氟沙星，这种药国内市场上竟然有50多种，很多医生连名字都难以记住。”这名医生说，在许多国家，一种成分的药只应该有一种商品名称。
    业内人士分析，要降低药品价格，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砍去药品流通中过多的中间环节，让药品从药厂直接进入医院。此外，要严把新药审批、上市关，对于已经上市的药品，各相关部门要紧密配合，打破药品流通行业利益分配格局，让药品流通环节更透明更完善，加强监管，使药价回归合理。

卫生局官员吕志平：努力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就如何缓解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市卫生局副局长吕志平接受了记者采访。
  吕志平说，群众看病难主要集中在农村，看病贵则体现在城市。
  当前，乡镇一级群众就医条件不是很好，一些乡镇卫生院没有设备和人员，要开展更高级的医疗服务有一定难度。我市交通便利，医疗资源（设备和人才等）集中在城市，群众看病都往大医院跑，这样就造成了看病难的情况。
  要解决看病难，首先要为基层卫生院解决具体困难，让乡镇卫生院实现“一无两有”：无危房，有基本的医疗设备，有专业技术人员。
  目前，市委市政府已经加大了对基层卫生院的投入，为基层乡镇卫生院建盖了房屋，购买了X光机、产床等大量的基础医疗设备，市卫生局还加大乡镇一级的医疗人才培养力度，用3年时间开展“千名医生下农村、健康服务送农民”活动。 
  从2005年至2007年，市、县区两级医疗卫生单位将派出1000名医务人员，分期分批下乡、入村，开展医疗预防保健服务。通过活动，为基层卫生院培养一个好院长，送进一批实用技术，带出一批能为基层提供良好卫生服务的技术人员，指导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提高经营管理、质量管理和业务水平，为保障农民健康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对于看病贵的问题，市卫生局要求各医院严格执行国家的收费标准，同时降低医疗成本和药品价格，在保证医疗安全的前提下，控制医疗检查。市卫生局还从三个方面来缓解看病贵：  
  首先，加强对医护人员的行业作风和医德医风教育，严厉打击商业贿赂。
  其次，市医保中心和医保定点承包医院实行了单病种包干制度，把一些常见的主要疾病实施费用包干治疗，促使医院节约医疗成本，降低患者医疗费用。
  再次，实施药品集中采购招标，着手准备耗材集中采购招标，还将在乡镇卫生院实施药品集中竞价采购和耗材集中竞价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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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家何树春：瑞典如何防止医疗浪费

    何树春，毕业于昆明医学院医学系医学专业，1987年至今一直从事内科临床工作，目前为玉溪市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
    2004年9月至2005年3月，何树春作为骨干医生被派往瑞典，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医学研究院做高级访问学者。在此期间，除做学术交流外，何树春以一个中国专家的眼睛，了解了瑞典的医疗制度，包括他们如何合理、科学地分布、使用医疗资源。

　　　　就如何防止医疗浪费、降低患者医疗负担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医学专家何树春。
  
    《深度报道》：瑞典的医院是否也存在“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庭冷清”的情况？在患者的分流和医护人员的配置方面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何树春：瑞典的医疗资源同我们一样，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但它从法律上作了规定，以保证多数人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
    首先，法律规定任何单位、个人或组织不能评价任何医院的诊疗水平，否则视为违法，医院不存在等级之分，只有大小、区域之分。
    其次，法律规定医生依法行医，病人也要依法就医。病人就诊必须按程序，首先到地段医院（相当于社区医院）看病，如果地段医院处理不了，由地段医院的医生联系上级医院，并开出转诊单，病人才可能在大医院挂号看病。
    我在瑞典见过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心肌梗塞的病人，家属直接把他送到大医院。但瑞典法律规定，急诊科仅有护士值班，医生在其他科室上班，有事由值班护士通知。当时，护士打电话通知了医生，3小时后医生赶到时，病人已经死了。
    这事要是发生在我国，肯定是医疗事故。但那个官司打下来居然是医院胜诉，理由是：病人未按法律程序就医。既然病人是急诊，应该打急救中心的电话，由急救车送来的病人才可以直接进入大医院的专业科室救治，否则就要先送地段医院，由地段医院的医生联系大医院，大医院才接收病人。
    由于每一个地段医院都发挥了应有作用，因此大医院的医生不是很忙。一个专家，一天接诊的病人大约不超过5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病人病情。

    《深度报道》：在中国，好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医院，患者对基层卫生所、卫生院的医疗水平不太信任，在瑞典是如何保证地段医院医疗水平的呢？
    何树春：在瑞典，医生统一称为健康工作者（healthworker），如果一个医生在同一家医院连续工作5年而不更换单位是不可思议的。医生们不停地流动，从大医院跳槽到地段医院，又从这家地段医院跳槽到另一家医院，或者再跳槽到大医院。同一级别的医生在大医院和地段医院工作的工资待遇是相同的，医生只有不停换单位才有加薪的机会。这样，地段医院和大医院医生的诊疗水平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大医院的检验项目更齐全，诊疗设备更先进、更多。 
 
    《深度报道》：病人看病贵不贵？
    何树春：瑞典是一个高福利国家，医生不存在自己苦工资的情况，医护人员的工资都由政府发放，而病人看病自己支付的部分非常少，多数费用由政府分担。
    由于医疗费用都靠财政支出，因此政府十分重视节约医疗资源。以大型检查、检验为例，瑞典不存在重复检查的情况，地段医院不能做大型检查，全面检查、化验只有大医院和单独成立的检验中心可以做，其检查结果和诊断结论资源共享，全部记录在网上。即使在最偏僻的地段医院，医生只要在电脑上输入病人的人口编号，就可以调出病人的所有资料，包括检验、诊断结果，甚至可以查出他的家族病史，他的接生医生的姓名。

   《深度报道》：除了规定就诊程序以及医疗资源共享外，还有什么高招来节约医疗资源呢？
    何树春：瑞典人的大部分医疗费用由地段医院开支，地段医院的费用又靠本地财政支付，因此，治疗很节俭。比如，一个病区三四十个病人，仅有两三个在打吊针，大部分人仅仅吃点口服药。
    对花很多钱都无法治愈的病（比如晚期癌症），如果已经没有治疗价值了，医生可以宣布放弃治疗，然后把病人转入康复医院，仅做维持治疗。如果患者和家属仍怀有希望，想继续治疗，那么对不起，所产生的一切费用政府不再分担，而是自己支付。
 
   《深度报道》：从我们的实际出发，你认为看病贵要怎么来解决？
    何树春：我认为医院的大型检查设备由政府直接投资，费用由政府承担大部分；其次，要加快网络信息化建设，让全国的医院都能共享检查、诊断结果，这样患者的费用就可以大幅降低了。
    但是，看病贵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复杂问题，仅靠医院的努力是不行的，主要靠政府管理。实际上，政府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了，给政府一段时间，相信会有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