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梅和奶奶过着贫寒的生活。

由于贫困，奶奶只能靠一些便宜的药物来治疗。

□　本报记者 白诚颖 文/图

核心提示

    32岁那年，方桂仙与丈夫收养了一个男孩，并为养子娶了妻子，生了一个孙女。然而，在丈夫和养子相继去世后，方桂仙和需要自己继续养育的孙女孤苦无依。
    多年以来，这个贫病交加的家庭一直靠民政部门的救济生活。2005年9月，孙女考上大学，成为某师范院校数学及其运用专业的本科生，她们的生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2006年3月11日上午9点半，73岁的方桂仙站在简陋的厨房里洗锅。灶台旁边，堆放着好心邻居送来的两棵白菜。自孙女离家上大学后，身患高血压、又聋又瞎的方桂仙几乎天天用咸菜下饭，买蔬菜的钱她要省着给孙女读书用。 
    “奶奶，这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过的那个记者！”在方家狭小的厨房里，孙女赵梅把嘴巴凑到方桂仙的耳朵边高声说了两遍，带着助听器的方桂仙这才回答：“哦，知道了，知道了。”
    面对记者，方桂仙浑浊的眼睛里多了一些泪水，她酸楚的记忆之门开始打开。

漫长一生，两次收养

  1958年修水库的时候，方桂仙像男人一样赶马车、拉土。为了挣更多的工分，她和丈夫昼夜轮番赶一辆马车。然而，方桂仙和比自己大10余岁的丈夫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决定收养一个男孩，希望年老时有人养老送终。
  在方桂仙32岁那年，她和丈夫收养了一个男孩。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方桂仙盖了房子，为儿子娶了媳妇。
  方桂仙讲起贫困的由来。1958年修水库时，丈夫累出了一身病，此后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有10年时间，丈夫的类风湿病让他的手脚疼痛难忍，连为一些单位看大门的活计都干不了。此后，盖房子、为儿子娶媳妇，让这个家背上了一笔债。
  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收养的儿子并不听话，他平常很少回家，离婚之后又因触犯法律被判入狱。儿媳妇把生下不久的女儿赵梅留了下来，远嫁他乡。方桂仙夫妇收养了孙女。
  52岁的方桂仙靠做豆腐卖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给丈夫看病，供孙女上学，患病的丈夫帮她打打下手，做饭、带孩子。“娃娃（赵梅）可怜呢，从小没爹没娘，别的孩子过年都有钱有新衣服，但我们家都没有。”回忆起赵梅的身世，方桂仙有些哀伤地说。
  1998年，79岁的老伴患上了尿毒症，拉去医院时断了气。没米、没钱，县民政局送了100斤米，给了500元钱，方桂仙勉强把丈夫送上了山。2001年，儿子死在监狱，年近70岁的方桂仙和孙女赵梅艰难地安葬了儿子。
  方桂仙家的贫困可以从家中的摆设略窥一二。一楼客厅的地面凹凸不平，只有少量破烂的柜子堆放着杂物，老式单缸洗衣机带着斑驳的锈迹堆在墙角，据说是做豆腐生意时买的，但已经寿终正寝了。客厅的桌子上堆满了不同类型的药瓶，从治高血压到感冒病的药什么都有，但都是些常见而便宜的。

父亲和母亲

  赵梅在回忆起父亲时语调冷静，好像在讲述一个和她不相关的人。“他一天也没有养过我，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没有抱过我，或者拉过我的手。”
  四五岁的时候，赵梅在和小朋友的玩耍中依稀感觉到，她是收养的。但因为有爷爷奶奶的爱，赵梅只有在开家长会和填表格要填父母姓名的时候，才觉得孤单和伤感。
  父亲一生先后三次入狱，每次坐牢的原因都一样，借钱不还或者骗钱。他出监狱后也不回家，最后一次回家，在家的时间不超过一周，后来没几天又进去了。有一次赵梅去监狱看父亲，父亲同室的人说“这孩子脖子很黑”，赵梅回忆起来时笑了笑：“可能因为没有人帮我洗澡。”
  赵梅认为奶奶对父亲的感情有些超然。“我越长大就越恨他，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他。他从没为家考虑过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入狱。而奶奶不同，在他犯了那么多次错误之后还去看他，在最没钱的时候还给他钱，跟亲戚要衣服给他穿。”
  赵梅最后一次和奶奶去监狱看父亲，回家的第三天就听说父亲死了。赵梅当时15岁，怕奶奶受不了，她委婉地对奶奶说：“他活着我们也得不到他的照顾，他死了就算了，不要难过。”奶奶比赵梅想像中要坚强，她知道养子的死讯后没有哭，叫上赵梅和一个邻居去处理了后事。赵梅说，奶奶经历的风雨多了，所以她才格外坚强、冷静，在爷爷死时，为了省钱，是奶奶帮他洗的澡。  
  赵梅有一次去同学家吃饭，看到别人家每个人都互相关心，觉得很温馨很幸福。“大家也没说什么，只是坐在一起吃饭，脸上带着笑容，看着别人幸福，我也觉得很幸福。”但这样的幸福离赵梅很远，因为父母的缘故，她一直觉得很孤苦。  
  提到母亲，赵梅反应冷淡，“其实她也不用管我，只要过年过节来看看我就行，但她很少来。她一见面就说她没钱，说民政局的低保金够我们生活了，这样说的时候我很难过，我并没有跟她要钱。”

在困境中挣扎

  赵梅告诉记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会一个人跑到离家不远的河埂边，看宽阔、平静的水面，心情就会好起来。
  第一次去河埂边是高一结束时。因为开学要交500多元学杂费，奶奶说实在拿不出钱来，不能上学了。赵梅在河埂边逗留了整个下午，天黑回家时，发现村干部和县里的人坐在她家商量事情。事情随后有了转机，学校把赵梅高二、高三的杂费减免了，而村上的人帮她把书费交了。
  实际上，关于学费的困境早在赵梅上初中的时候就凸显出来了。小学时爷爷还在世，他可以帮奶奶干活，而且小学的费用也不高。爷爷死后，年迈的奶奶因眼病和耳病不能继续做豆腐卖了，读书的费用也高了起来。
  初二、初三时，学校鉴于赵梅的情况给她减免了杂费，而这并没有让她家摆脱贫困。整个初中时期，赵梅只在初一上学期吃过几天早点，此后的两年多时间，全班集体晨练后，同学们纷纷涌向食堂和早点摊的时候，她都一个人悄悄走开了。这一切，只是为了省下早点钱。那时早点要1元钱，但赵梅认为太贵了，奶奶也拿不出钱来。
  整个求学期间，奶奶和赵梅对摆脱贫困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奶奶天黑时到菜街子给卖菜的农户占位子，第二天清晨六七点钟又去守位子，等卖菜的农户来了，他们会给奶奶几毛钱或者一点蔬菜。
  此外，奶奶靠低廉的针水和药品治病，在身体好的时候帮村里的人家带小孩，这样每月可得到一份微薄的收入。她还拄着拐杖到菜市场捡包谷秆，晒干后当作柴火。
  赵梅从初二的假期开始帮人看小卖部、煮饭，她还到冷饮店打工，给小学生辅导假期作业，挣一点点费用。

谁来帮帮她们
  
  中考时赵梅发挥并不好，她以45分之差与玉溪一中失之交臂。在最困难的高二，她的早餐加午饭就是一个5毛钱的包子。这一年，她和奶奶领上了每人每月50元的低保金。此后，稳定的低保金从50元逐步增加到80元、100元。
  这期间，民政部门的救济一直没有停止过。早在初中时，当地民政部门每年年关都会给奶奶和赵梅送来大米，有时每人还有一套捐赠来的衣服。2006年3月，记者在社区干部出示的一份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表上看到，赵梅和奶奶的低保金增加到人均每月125元。
  在社区干部钟国新的记忆里，以前村委会曾牵头为赵梅的书费搞过募捐。“她读完高一就没什么钱了，当时我们几个干部凑了一点，又找从村里出去机关工作的几个人捐了点，那次一共凑了500元给她。村干部工资低，我们也拿不出更多的钱。”钟国新说。
  2005年9月，赵梅向所在大学提交了助学贷款和减免有关费用的申请，鉴于赵梅的特殊情况，学校为其减免了有关费用，她这才如愿入了学。
  现在，赵梅和奶奶依靠民政部门每月发给的250元低保金生活，为了省钱，奶奶很舍不得买菜吃。她告诉记者，只要孩子能顺利毕业，找到一份工作，她们的日子就熬出头了。
  然而，奶奶对孙女今后3年的学费忧心忡忡，她曾带着仅有的房产证到民政局，请民政干部帮她卖房子。奶奶认为，娃娃读的是本科，如果将来当了老师，单位会分房子给她住，房子留下她本人住的一间，其余的可以卖掉！
  民政干部告诉记者，她家的房子并不值钱，即使卖了房子，离赵梅今后要交的学费仍然很远，而房子是安身之所，说什么也不能卖。
     （文中孙女赵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