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白诚颖 文/图

　　开篇语:“养儿防老”是很多人信奉的养老观念。如今,随着家庭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庭养老方式已受到严重挑战。第一代独生子女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他们的父母也步入了老龄化,一对夫妇要照顾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沉重的养老负担一下凸显出来。
    早在1995年,我市就进入了人口结构老年型社会。截至2004年底,全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26.5万,到2015年,全市的老年人将达38万。“银发浪潮”来势凶猛,“养老问题”几乎摆到了每个家庭的议事日程中。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养老?近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核心提示
　　2001年9月14日，家住红塔区北城镇莲池村委会第15村民小组的农民任兴明，卖掉家中的2000多只鸡、鸭、鹅和数十头肥猪，筹集了上万元资金，在城边创办了一个名为“夕阳红托老园”的养老机构。
　　在4年多的时间里，作为我市最早的民办养老机构之一，任兴明的托老园先后接收过来自山东、昆明、湖南、香港等地的107名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先后有30余名病残老人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其间，由农民转变为园长的任兴明，挨过糊涂老人的拐杖，得到过老人亲属的数次称赞和8面锦旗，他还动过关闭托老园的念头。他的托老园顶着资金短缺的压力，在传统养老观的冲击下艰难地生存。

　　一个亲戚的意外死亡
　　2000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在李棋镇一个普通村庄的一间民房里,村民发现退休后回乡养老的刘大妈死了。
　　刘大妈70多岁,是宜良县印染厂的退休职工。由于老家在李棋镇,尽管几个儿女都在昆明工作,退休后的刘大妈非要“落叶归根”,儿女只得依了老人让她回乡养老。那天早晨,隔壁邻居发现刘大妈的门三天没开了,在多次敲门无人应答后,邻居翻墙入室把门打开。可是,他们却发现,刘大妈躺在屋里,已经死去多时了。“她是被饿死的!”村民们这样断定。
　　此前,刘大妈的儿女想给老人找一个保姆,照料她的饮食起居,但老人执意不肯。村民们反映,在死前一个月,刘大妈摔了一跤,腿断了。家里没有电话,谁也想像不到老人生活的艰难。就这样,领着退休金的刘大妈孤独地死在自家的老房子里。
　　作为刘大妈在玉溪的亲戚,任兴明和妻子得到消息后赶到老人的住处,帮忙料理后事。“她才70多岁,一年前我去看她时她还拄着拐杖和我说话。”在回忆老人时,任兴明这样说。从冬天到春天,任兴明对老人的死一直耿耿于怀——“如果有专人照料,她可能会生活得好一些”。夏天的时候,在和妻子、女儿的闲聊中,他们决定办一个能照料老人的托老园。

　　为病残老人建一个家　　
　　2001年6月,任兴明骑着单车,戴着草帽,卷着裤脚来到红塔区民政局,打听办理托老园的有关手续。北城老家不适合办托老园,任兴明就骑着单车四处看地点,最后,他把目标锁定在红塔区城边一个废弃闲置的修理厂上。修理厂在康家桥,有一个院子和一排石棉瓦房,任兴明以每间平房每月100元的租金租过来。
　　为了添置更多的设施,任兴明跑遍了城区的几大银行寻求资金支持,银行对他资金紧缺的困境和创业热情表示理解,但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贷款给他,原因只有一个——任兴明没有抵押。为了筹集到更多资金,任兴明只好卖掉了家中的2000多只鸡、鸭、鹅和数十头肥猪,先交了房租搬了家。
　　“这是件好事,玉溪还没有这种养老机构呢!”一些人评价任兴明创办的托老园时这样说,但当托老园开业了,却没人入住。老人们不愿入住的原因很简单,“我又不是孤寡老人,为何要进托老园?”眼看着房屋、床位闲置,任兴明急坏了,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宣传上。任兴明印了很多宣传单,电线杆上他不敢张贴,他就和妻子、女儿到大营街、开发区、窑头市场、荷花池等地散发,向行人和茶馆里的老头老太太宣传他们的夕阳红托老园。

　　用真爱精心照顾老人
　　宣传数日后,托老园迎来了第一位客人。这是一位70多岁的聂姓老人,他长期卧病在床,连坐也坐不稳,嘴巴还是歪的,医院已经给家属下过病危通知。
　　“不要收了吧?”眼看这主动上门的第一位客人,妻子犹豫了。但是,老人的家属态度恳切,任兴明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要把老人照顾好。
　　老人入住的第一天,任兴明帮他洗澡、刮胡子、理发,还想着法子为他调养身体,买中老年奶粉给他喝。由于老人神志不清,会拿大便打人,任兴明晚上陪他睡时,常常被抹得满身的大便。老人一顿饭要吃40分钟,任兴明把饭煮得很软,一小口一小口地喂。一个月后,家属发现老人脸色红润起来了,嘴巴也不歪了,家属惊奇地对任兴明说:“他被你喂活了。”
　　此后,第二个、第三个顾客光临了托老园。在开业4个月后,84岁的李老先生照着宣传单上的地址也住了进来。为了照顾好老人,任兴明起初几乎不睡觉,等入住的老人多了,他就搬了一张床睡在平房外的露天下守夜,帮老人接大小便。夏天蚊虫叮咬好对付,到了冬天就艰难得多。为了对付严寒,任兴明用丝绵被把自己捂起来，但耳朵捂严实了又听不到老人喊,任兴明就用毛巾包着头,只把耳朵、鼻孔露出来。
　　当时,托老园的一排平房长70多米,睡在屋里不现实,睡在屋外的平房中央可以两边管理,任兴明就在露天下睡了一年多,直到托老园搬家。回忆起那段往事,任兴明说:“老人服侍好,名声才会好。不然,拿什么竞争呢?再说,就那么五六个老人,多请一个小工就要多开支一笔钱。”

　　“我能坚持下去吗?”
　　到2002年春节前,任兴明的夕阳红托老园接收了13名老人,而他仅有12间租来的平房可以住人。人来多了怎么办?任兴明想到了搬家。
　　市区内的房租太高,任兴明选了一个城郊结合部——李棋镇的金家边村委会。交了几万元的房租后,任兴明把房子承包给一个施工队进行简单装修。此时,女儿考上了大学要交学费,3万多元的装修费还没有着落,任兴明只好一边服侍老人,一边跑银行贷款。就在他贷款无望,四处筹钱时,一个意外发生了——装修房子的一个工人摔成二级残废,任兴明被起诉,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雪上加霜的打击让任兴明郁闷不已。要是没办托老园,任兴明还会干着老本行,当一个愉快的卡车司机,而他的妻子则饲养着上千只家禽。此时,女儿没有听从父亲“不要读书”的劝阻,她自己筹钱上了大学。但看着法院2万多元赔偿判决和眼前负债装修的房子,任兴明第一次为自己的事业产生了怀疑——“这是一个糊涂事,一个烂摊子,如果有人愿意接收,就廉价转让给他”。
　　当时,红河州一个个体户想办类似的托老园,经玉溪某食品公司的黄经理介绍,他来夕阳红托老园参观取经。任兴明带着客人参观,情绪很低落。黄经理看出了他的心事,鼓励他:“你办了件好事,社会会承认你,老百姓心中会有你。”任兴明说:“谁心中有我都不行,我心里想的是何时能把房子装修好?何时能还债?”后来,做食品的黄经理带来很多糕点,慰问入住夕阳红的老人。这是托老园建园以来受到的首次慰问,任兴明的心一下暖了。
　　此后,玉溪一个园林公司的经理来到托老园,给任兴明送来1000元钱,鼓励他继续办下去。这名女经理说:“我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四处碰壁,自己创业才有了今天的园林公司。我以前也想过办托老园,但没办成,你办成了我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女经理走后,任兴明下定决心:“我要长久地办下去,我老了就交给我儿子来办!”
　　
　　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
　　任兴明说,做多大的招牌,打多响的广告,不如持之以恒地做好服务,把老人服侍好,照顾好。在他的精心经营下,夕阳红托老园渡过了一个个难关。2002年9月14日,夕阳红托老园搬到红塔区李棋镇金家边村委会,入住人员达16人。2005年10月,在夕阳红托老园入住的人员达35人。无论古稀之年的、精神抑郁的、性格古怪的,还是家境贫寒的,凡是来此入住的老人,任兴明都以一颗火热的心相待。
　　在建园的4年多时间里,夕阳红托老园一共接收过107位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30余名病残老人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生命中的最后时光,任兴明还在尝试更为人性化的临终关怀。夕阳红托老园为很多家庭解决了后顾之忧,为家庭养老有困难的病残老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去处。“只要这些老人感到幸福,家属感到满意,我们的付出就是值得的。”任兴明说。

    一个农民自主创办的托老园,为我市一小部分老年人,特别是生活自理有困难的老人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养老场所。那么目前我市的老年公寓建设情况究竟如何?老年人在那里是否能够真正安享晚年生活,养老市场的发展潜力又有多大呢?请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