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村”并不是村子的真名,为什么不用真名呢?记者在费孝通所写的《禄村农田》序言里见到了这样的叙述,“我们的兴趣在一实有农村所代表的社区型式,所以村子的真名对于我们没有多大重要性,而且在作学理上的讨论时用型名比用真名方便些。”正是基于学术上的考虑,使寻找“玉村”颇费周折,这一蹉跎竟达60余年之久。
学者眼里的“乡土经济”
　　在《玉村农业和商业》里,费孝通和张之毅没有高高在上进行学术上的讨论,而是试图弄清“玉村”人经济生活的逻辑。为此,他们扎根农村,和农民交朋友,用翔实的数字、实例和农民一起算账。
　　张之毅调查发现:当时的“玉村”,全村156户,785人,共有农田556亩,菜地109亩。单就农田来说,平均每人0.71亩,按照七分田来计算,每人最多只合266斤食粮,还不够一个人的食粮所需，是一个人多地少,患着土地饥饿症的农村。
　　农民靠什么维持生计呢?调查进一步发现:答案是种菜、织布和养鸭。种菜自给不占主要地位,而主要是成为商品进行销售,菜地的收入可抵得五六百亩农田的收入,织布和养鸭是农户增加收益的两项主要经济活动。“玉村”是一个靠近县城的农村,村民深深懂得农业的所得远不能和商业相比,若要在经济上图谋发展,就得绕出农业。
　　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玉村”在乡土经济时期已经发生了初期的资本主义。但书中接着论述了玉溪的商业是一种旧式商业,极富落后性、投机性和冒险性,虽然有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思想的根子却完全是前资本主义落后但切合当时实际的思想。
　　在30多万字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玉溪早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缩影,这也印证了费孝通的初衷:“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半个多世纪的魂牵梦萦,半个多世纪的不解情缘。2004年,费老的学生刘豪兴带着其未了的心愿走进了“玉村”,开始对其进行追踪调查,采用科学、翔实的资料记录其跨世纪的变迁。
今日“玉村”
　　60年沧桑巨变,中卫村几经变迁。
　　1983年,玉溪撤县建市,随着城市建设规模逐年扩大,中卫社区辖区内2.33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被征占近60%。“玉村”(今中卫社区1至4组)已由农村变为城市,农民转为居民。今日的“玉村”出现了以下几个明显变化:
　　　　一是农民脱离了土地,成为了失地农民。居民们的收入除了集体分红外,更多的来自第二、第三产业;二是源于副业生产的工业、建筑业发展势头迅猛,副业收入已从1956年的2.66万元发展到2004年的6529万元;三是个私经济成为支柱产业。目前,中卫先后建成百货、副食、商品零售、粮油、蔬菜、劳务等6个专业市场,加上旧村改造在沿街设置的铺面,市场面积达10.74万平方米。成为红塔区境内较大的农产品集散地,也成为个体工商户向往的地方。
　　　　走进今日“玉村”,屋成行,路成井,道路宽阔,环境优美,高楼林立,小区雅致。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地处中心城区西北大门的中卫社区靓丽了起来,处处呈现出一派安康和睦的氛围。最早从事木机纺织、家庭作坊的“玉村”如今已进入了工业时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信息网络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从“玉村”这个典型的缩影中,我们能否看出在这65年里,中国农村所经历的变化呢?这也许就是费孝通念念不忘“玉村”、一直想再度造访“玉村”的初衷吧。
　　请继续关注本报明日刊登的65年后的访问(中)——《“五户人家”的生活变迁》。

　　图一：今日“玉村”    蒯学庆  摄

　　图二：健康意识深入“玉村”人心里        本报记者  陆合春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