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城市规模来决定一个城市要不要发展，会导致错误的“规模政策”。城市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它的功能和质量。
　　■决定中国城市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第一位的因素是投资强度，即技术装备水平；第二位是产业结构；第三位的因素才是城市规模。所以，对城市来说追求大块头不如拥有大智慧。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它却成为一个颇为热闹的施政舞台。一些地方不考虑实际情况，一窝蜂地进行圈农田、转户口的造城运动，对许多尚很脆弱的城市而言，不但毫无益处，反而可能造成致命的内伤。
　　首先，可能会对地方政府产生误导，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由于城市化已被看作政绩指标之一，目前已经出现地方政府追求城市化的攀比现象，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而不是根据国家和当地的经济发展的实际来推进城市化。
　　其次，居民身份无关生活质量，“逆城市化”现象不容忽视。按照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每年有2000万乡村人口变成城镇人口。而实际上，城市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只有850万左右，城市本身还有4％左右的失业劳动力。不实用的居民身份，换来生活质量的下降，可能导致人口向农村回流的“逆城市化”现象。而“逆城市化”后如何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我们尚缺乏妥善的解决措施。
　　第三，用城市规模来决定一个城市要不要发展，会导致错误的“规模政策”。城市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它的功能和质量。城市的经济效益和城市规模之间是一个正的弱相关，并不是所有大城市的效益都是好的，不恰当的商务成本，可能制约大城市的发展，有些小城市的效益就比大城市还好。
　　第四，城市化过程中的“两栖化”（即农村主要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穿梭），使许多农民工家庭“一分为二”。这种特殊的城市化过渡形态，可能严重影响中国部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众所周知，城市化有着严格的发展指数要求，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和常住人口的数量，还必须具备良好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正如“贵族不是几天就能培养出来”的一样，城市化也不是几年“大跃进”就能一蹴而就。
　　然而，综观我国的部分城市，这些年除了增添了一些楼房与人口外，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有的与其说是城市，还不如说是砖木、钢铁、混凝土及建筑构件的快速堆砌，加上大量农村人口与城镇居民的混编重组。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当然在最短的时间里能够“创造”出所谓的“城市”，但其生活环境、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却并未发生多大变化，文化层次和认知水平也仍然停滞在较低的水准上，甚至可能将一些居民原有生活水准倒退至邯郸学步的尴尬。这样的城市不要也罢。笔者认为，通过塑造大块头进行城市化的做法不但不可行，而且还是城市管理者一种严重的失职行为，是对城市实施的一种虚幻的激素增肥运动。
　　因此，笔者建议：确立规划的公共地位，提升城市建设规划部门的独立精神。即应当为公众规划，为城市的和谐发展规划，为社会的长远利益规划，要从民众的切身利益着眼，决不能为长官意志所左右，更不能沦为某些部门甚至个人搞“形象秀”的工具！有序推进城镇化，形成大中小合理的城镇体系。小城镇的发展是中国现实的一个发展重点，决不能在牺牲民众利益的基础上，靠行政手段突击造城，盲目追风城市化。通过组建都市连绵区，提升大城市和城镇密集地区的整体竞争力，着力提高城市“智慧”水平。
　　决定中国城市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第一位的因素是投资强度，即技术装备水平；第二位是产业结构；第三位的因素才是城市规模。所以，对城市来说追求大块头不如拥有大智慧。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