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丈夫早逝 抚养三男一女成人

　　彭寂宽一共生下了一女三男，聂耳排行第四。聂耳四岁那年，父亲病故，家境也随着衰落了。彭寂宽坚强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继续抚养子女。为了生计，她继承夫业，重新撑起成春堂的门面，可是光靠治病卖药还无法养活一家人，她还得做一些针线活，艰难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课题组在走访中，首次发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物——聂家的养女，名叫聂丽芳，现年65岁，玉溪研和人，双柏县农机局退休职工。1942年过继给聂耳的大哥家做养女，长期与聂耳的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彭寂宽逝世。据她回忆，彭寂宽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尽管家庭不宽裕，但还是想方设法让三个儿子上学，同时言传身教，教子女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她常对子女们说：“这个家，这个窝，虽然说没有金子、银子，但是要有骨气、志气。”
　　据聂丽芳的回忆，彭寂宽操持成春堂的日子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她家里只有孤儿寡母，社会上的无赖恶霸就常常找上门来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距成春堂不远，住着一个国民党的团长，有四房太太，就是不会生育，有一天他带着小老婆找到彭寂宽，要成春堂治病，还说如果治不好，就要彭寂宽去做小老婆——原因可能是当时她虽然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但还是很漂亮。后来彭寂宽凭着自己高超的医术让这个团长家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团长很高兴，为成春堂挂了一块匾，从此也就没有人敢来欺侮她了。很快，解放了，聂家的生活才好起来。

C：信仰佛教 喜欢花灯和葫芦笙

　　大约在聂耳的父亲去世以后，彭寂宽开始信仰佛教。云南艺术学院的杨放教授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拜访过彭寂宽，他说，彭寂宽自称是摆夷，“寂宽”是她出家的法名。聂丽芳回忆说，她初一、十五都要去寺庙烧香，有时去西山，有时去更远的易门县，来回都走路，找几个信佛的亲戚陪着她，一去就是几天。
　　课题组发现，彭寂宽从小就喜欢音乐，少年时候在峨山，成家后在聂家，她都深深地爱上了玉溪的民间音乐，玉溪的花灯、民歌在她的心中扎下了根，成为她寄托精神、抒发情感的载体和用来抚慰、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
　　据聂丽芳回忆，彭寂宽唱花灯，唱小调，也吹葫芦笙，有时去远处寺庙烧香，也随身带着乐器。她白天念经，晚上吹乐器，有时还一边吹一边跳，平时葫芦笙就挂在她的床前，早上鸡叫的时候，就听见乐器响。有时候，她晚上还要碾药，一边碾一边唱小调，声音很高，很好听。

D：唱书教子 把艺术和美德传给聂耳

　　聂耳的母亲教育下一代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说唱一些中华民族美德故事。她唱的大都是当时玉溪民间劝人为善的一种曲艺形式“唱书”（又名“善书”）的曲目（俗称“木刻大字唱本”）。唱书的形式自由，有说有唱，唱词可以是“随口调”，也可以唱花灯调、扬琴调、民间小曲、山歌，甚至滇戏腔调。课题组研究发现，聂耳的母亲平日就喜欢哼这些曲调，往往一天辛勤劳作之后，晚上就将孩子们聚拢在一起，给他们讲“善书”中的故事，如《安安送米》、《孟姜女哭长城》、《柳荫记》……讲到动情处，母亲就会用玉溪花灯的《走板调》、《全十字》、《扬琴调》等娓娓动听地对照着唱本上的韵文吟唱起来。幼年的聂耳常常依偎在母亲的怀里，聚精会神地听着。故事中感人的情节，配上母亲深情的声调，常常让聂耳感动得流下眼泪来。
　　据聂丽芳讲，聂耳很小的时候就会用铅笔记谱，他常对彭寂宽说，妈妈，你再给我们讲个故事，我要把你的故事编成歌。没想到在母亲的启发下，聂耳还真的用“多、来、米、法、梭”等字音编出乐谱来了。后来聂耳到了上海，在向友人谈起自己的音乐修养时说：“至于音乐，虽然一直很喜欢，但是在这方面的训练很少，有限的一点儿音乐修养，不过是儿时母亲吟唱的玉溪一带的民谣……”（摘自《聂耳：匆匆却又永恒》，大象出版社，刘琼著）
　　课题组认为，聂耳长大后对乐感天生就有的那种独特的灵气正是受了彭寂宽的启发和影响。

E：一位伟大的花腰傣母亲

　　在聂丽芳的眼里，祖母彭寂宽勤劳、豁达——这一点与玉溪的花腰傣妇女，乃至许多少数民族的妇女非常的相像。彭寂宽有很多优点：第一是节俭；第二是善良；第三是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悲哀，无论做哪种事情，都很乐观。不想给儿女带来麻烦。由于她信佛，她非常同情与她一样贫苦的劳动人民，尽管家里并不宽裕，她还是经常救济行乞的穷人，免费为许多穷人看病，并免费配药。她的这种精神，后来深深地影响了聂耳，《买报歌》、《码头工人》、《苦力歌》、《铁蹄下的歌女》等歌曲都融汇了聂耳关心下层劳苦大众，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和体验。
　　依据上面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彭寂宽是聂耳艺术与人生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自聂耳的襁褓时期开始，就给他的血管中注入了玉溪的民间音乐，并在日常生活中带给他许多优秀品质和传统美德。彭寂宽是一位伟大的花腰傣母亲。
　　图片引自画册《人民音乐家聂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