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蔡传斌

　　1930年7月10日，18岁的聂耳离开了云南去上海，去实现他“为社会而生”（据1931年写给母亲的信）的人生理想。之后的三四年时间里，聂耳以其勤奋和天才，很快成为了中国新音乐的代表之一。这一段时期的聂耳，中国现代音乐史已经有过较为详尽的记载和论述，本文要追溯的是聂耳在云南、在玉溪的一段段往事，并从中找寻这位天才的玉溪青年跻身中国音乐殿堂的奥秘，以及这位天才与玉溪山水人文割舍不开的世纪情缘。在聂耳离开我们七十年之际，在打造聂耳文化品牌已经深入玉溪人心目中的今天，也算对这位故乡人的一种怀念吧。

邻居——亲友同伴给他欢乐；民间艺人给他音乐；山水乡音给他纯洁。

　　从课题组的研究来看，少年聂耳在玉溪的生活可谓“其乐融融”，与他家毗邻而居的几户人家是带给他快乐的主要人群：在聂耳家附近开日用品店的苏华家；在新兴路84号的大姐聂兰茹家；大姐家附近的理发匠、花灯艺人鲁士贵以及花灯爱好者杨云春（大姐家的三婶）；在聂耳家斜对面冯子钧家玩乐器的陈茂先等。聂耳儿时邻居中的玩伴见于《聂耳日记》的主要有：五十七（聂耳大姐家的大儿子刘绍堂的乳名）、聂士秀（聂耳同族堂弟）、苏华等。这些人带聂耳去护城河里游泳，去郊外爬山，去寺庙里听洞经，去庙会上看花灯、滇剧……他们是真正把欢乐带给聂耳童年的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陈茂先和鲁士贵两位玉溪的著名艺人。
　　据课题组转引玉溪市志办1980年召开的老艺人座谈会的资料：“聂耳少年时，都抽空去拜访过陈茂先和鲁士贵，向他们学习玉溪的民间音乐。”
　　“陈茂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民间琴师，能演奏丝弦、二胡、琵琶、古筝等多种乐器，并且身怀反弹琵琶的绝技，对花灯、洞经、滇剧都烂熟于心。他常在聂耳的邻居冯子钧家玩乐器，聂耳多次得到他的指导。鲁士贵也是当时有名的民间艺人，他的职业是理发，理发铺就在聂耳大姐家附近，聂耳在玉溪时常住大姐家，也常常去理发铺里听鲁士贵的演唱。”（摘自课题组研究资料）
　　少年时期的玉溪生活带给聂耳的不仅仅是亲情和艺术，更为可贵的是他从邻居、亲友身上学到了玉溪人许多优秀品质：善良、平和、宽容、执著……当有人问起，为什么聂耳闯进当时灯红酒绿的大上海能一尘不染，连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一方面这与他的革命热情有关，另一方面如果考察一下他在玉溪的少年生活，这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

音乐——玉溪的花灯、洞经、滇剧是聂耳记忆口袋里的珍宝

  聂耳到上海后，曾多次写信给云南的亲友，要他们帮忙搜集云南的民间艺术资料寄给他。
　　1933年他写信给母亲，信的末尾有这样一段：“现在我想在中国的各地民间歌谣上下一番研究，请三哥将（帮）我收集一些寄来，不论什么小调、洞经调、山歌、滇剧牌子都要。千万急！”（摘自《玉溪市志资料选刊》）
　　1933年3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音乐上的修养：1、经常地写谱；2、尽可能地参加乐队演奏；3、注意云南的音乐。”（摘自《聂耳日记》）
　　一年之后，聂耳骄傲地宣称：“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摘自《聂耳：匆匆却又永恒》，刘琼著，大象出版社）
　　据课题组的研究，玉溪是云南花灯主要的发祥地之一，玉溪花灯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成为了云南的“灯坛盟主”。而洞经、滇剧等民间艺术在玉溪的各县区也有较早的流传历史。课题组研究发现，玉溪花灯调《玉娥郎》、《昭通调》、《闹元宵》，通海洞经曲牌《蓬莱宫》，玉溪滇剧曲牌《老丝弦一字》等民间音乐与聂耳的音乐有很多相同的音乐元素。课题组成员、花灯作曲家李鸿源认为，聂耳音乐作品中明显地透出了玉溪的“乡音”。这些“乡音”是装在他“记忆口袋”里的珍宝。另据聂耳三哥聂子明的文章《歌咏行列里的聂耳》说，聂耳曾经加入过洞经会，对于洞经的声调和乐调花过一番心思去研究。
　　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对聂耳的音乐创作有过这样的评价：“他站在民族传统的根基上，吸收有益的外来因素，创造出了与崇高思想内容相适应的新的民族形式，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摘自《在纪念聂耳逝世50周年、冼星海诞生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