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山山林中密布着佛教道教寺观，但山林中更有丰富的匾联碑刻，以清新秀美的林下之风，吹散了沉闷虚无的宗教教条。因而，有人把秀山誉为一片山林诗苑，一座山林文化展览馆。从现存的全部匾联来看，绝大多数为明清时的作品，其开先河者首推明代正德年间（１５１１年）状元、流寓云南的杨升庵（四川新都人）和缪碌溪（通海人，与杨为同年进士），至今约五百年历史。中国的田园山水文学约始于东晋陶渊明及南朝谢灵运、谢眺。而在山寺中以琳琅满目的匾联吟风弄月、展示诗人对山光水色的一往情深，则秀山不愧为海内的佼佼者。这些供人驻足长吟、留连玩赏的壁上文章，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风姿。匾联的作者也往往是书写者。他们还往往为宦一方、政声卓著，但是繁忙的公务、俗务并没有泯灭他们高洁的操守和雅致的情怀，读罢这些作品，让人不能不惊叹于他们的思如泉涌，才情超卓。

　　生活在秀山脚下的通海人享受着先人赐与的文化财富，同时以自己朴素的情怀，关注着匾山联海的今昔。

    杨千成：秀山匾联之最

　　杨千成老师在通海执教四十年，也游赏了秀山四十年，对秀山匾联如数家珍。他不仅喜爱，且加以研究和整理。早在２０年前，他就写有《秀山》一书，对秀山的景致、文化有精妙的专题描绘。由杨老师撰写、现悬挂于涌金寺内的“纤尘不染，秀色可餐”一联，则是秀山最短小的对联。

　　杨老师说起秀山的匾联就情不自禁，他的讲述让我们对通海的匾联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杨老师说：“寄情于木刻、石刻的秀山山林文学的主创者及集大成者，我以为当数康熙时通海诗人、书法家阚祯兆（１６４１－１７０９）。与阚祯兆同时的云南按察使许弘勋与之诗联唱和，挥毫题咏，其文迹在秀山上熠熠生辉。”

　　杨老师介绍，以匾而论，当仁不让的巨匾珍品首推阚祯兆的“惠我双湖”和许弘勋的“佛谷云深”。这是对通海和秀山最酣畅壮丽的咏赞。突破四字常规而别具情味的尚有阚祯兆的“千峰翠”、许弘勋的“风流天下闻”及赵城的“何可无此眼界”。前者从群山色彩、后者从视野眼界盛赞近山远水的宏伟景观。许氏则以狂放的大草讴歌诸葛亮誉满神州。

　　楹联是秀山山林文学的宝中之宝，今尚余百余副。最富人生哲理且对仗工稳、用典精当、堪称秀山第一联者，是清康熙时翰林院编修、通海人赵城的名作：“万古此崔嵬，杜当阳沉碑汉水，殊嫌多事；百年直瞬息，林处士放鹤孤山，颇觉可人。”

　　它把杜预（晋代）与林逋（宋代）的人生追求加以对比，抒发自己淡泊名利、回归自然的幽雅情怀。

　　秀山最长的百字对联为清末临安知府李世楷所撰书，悬于清凉台：

　　通海可通：凿江川，导晋宁，达滇省，兼与各处通。重岩峻岭中，商货往来，帆樯上下，洵快事哉！奢愿要须偿。吾将借祖龙鞭，施巨灵臂；

　　秀山本秀：建古刹，筑凉台，辟公园，独有全城秀。曲槛回栏外，水天一色，烟火万家，真画境也。会心愿不远。君试读岳阳记，披豳风图。

　　此联能在众多佳作中脱颖而出，不只以长取胜，更因作者在百年前就目光深远地绘出通海的建设蓝图，远景规划，实在令人敬佩。他提出辟水路，通三湖，利用舟楫，连接省会，这的确是滇中发展的必由之路，表现了作者不同凡响的远见卓识。全联在“通”与“秀”字上大做文章，构思奇巧又极富现实意义。

　　诗书意境最美的对联为阚祯兆所作：

　　松翠时相引；梨红不肯凋。

　　自然与人深切眷恋，诗意地流露出阚氏不可抑止的隐逸之趣，怀乡之情。

　　秀山流传最广的对联为今人张恩浩所撰回文联：

　　秀山轻雨青山秀；香柏鼓风古柏香。

　　它把形、色、声、味融为一体，以回文形式重复渲染山之秀与树之香，雨景和风声飘洒其间，为人们塑造出秀山立体流动的美妙形象。

　　还有一副对联以其豪放典丽而最富浪漫情调，似有李白诗仙的踪影——这就是悬于秀山东侧曼倩鸿亭、通海进士阚福兆（阚祯兆之弟）的佳作：

　　斗酒狂邀千里月；片帆飞渡杞湖秋。

　　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匾山联海中，是一次对传统文化、山水文章的吟赏与巡礼，也是一次对自然与人生的思索与漫步，深有感悟者必会留连忘返，故地重游。（本报记者 杨雪）

    王建：用镜头记录匾联

　　王建是最早用镜头记录秀山匾联的人。早在１９７９年王建就开始用相机拍摄秀山上的匾额、对联、碑文，在省内外的许多报刊上都可以看到王建拍摄的秀山匾联及各类诗文碑刻，他的每幅作品都力求完美地展现出匾联真实的艺术风格，让人清楚地看到秀山匾联上那些笔法或苍古或简练遒劲的字，他说从这些文字上可以读到秀山的不同风景。

　　如今王建已做了２０余年的摄影工作，这期间他一直没有中断对秀山的拍摄和钟爱。他说：“由于工作原因，一直与秀山朝夕相伴，加之受许秋山、杨千成等老师的影响，经常听他们讲解秀山上的匾联在书法方面的价值等，慢慢地我便爱上了书法也更爱上了这些近在身边的书法瑰宝。那时我每天上几趟秀山，对着每块匾联静静地揣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把因‘文革’而沉寂已久的秀山宣传出去，单位让我拍摄秀山的风景、匾联，这些图片后来在《民族画报》和省、地区的一些报刊上登出，反响很好。由此我萌发了用摄影宣传秀山匾联的念头。”

　　很多日子，王建每天上秀山六七趟，经常为了捕捉合适的光线或人物，连续几天站在同一地方等待最佳的拍摄机会，有时机会来了，他就会兴奋地从各个角度按着快门，追求完美的王建常常在同一个点拍摄的几十张照片中仅能挑出一张满意的来。这些年来，王建把秀山上的匾额、对联及各类诗文碑刻用黑白和彩色两种不同的色彩各拍了一套，据他说秀山上的匾联加起来有２００余件之多。说起拍摄这些匾联，王建不仅下了一番苦心而且还费了不少劲，他说拍摄这些匾联只能从书法的角度来表现，只有真实地反映出这幅字的风骨和韵味，才算拍成功。为此他动了许多脑筋，下了许多功夫，不仅如此，每拍摄一块匾额或一副对联，王建都把它们取下来平放在地面上拍摄。他说拍这个要有足够的耐心，要进行一些背景处理，对光线也有严格的要求，即使这样，也常常拍不出他想要的那种完美效果。

　　王建说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分专题把秀山重拍一次，他想把秀山的春、夏、秋、冬最美的一面留在图片上，匾联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系列。（玉溪日报记者 杨丽敏）

    李景泰：讲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通海文化馆馆长李景泰在古色古香的办公室里给我们讲秀山楹联的传奇故事。

　　秀山楹联究竟有多少，他也说不出一个准数，但是半个世纪以来被破坏了几次，又被保护了几次，他却知道很多感人的故事。

　　秀山上有一位看山的老人叫阚三，精精瘦瘦，很纯朴。他家庭出身好，于是镇上让他管理秀山上的树，他每天所做的事就是转转山上的寺庙，四处查看有无火情，有无人偷树。老人虽是阚祯兆的后代，但不识字，对秀山那些楹联根本不感兴趣，只知道那是些有用的东西。上世纪六十年代，除四旧的时候，秀山上的铜佛像最先遭到不幸，三四米高的佛像被拉倒砸坏。在几个佛像中藏有一些经书。阚三不识字，却知道那一定是宝贝。他趁旁人不注意就偷偷地藏起来，在这些经书中有明崇祯三年的《天启黄历》，有用朱砂抄写的佛经。后来老人都交给了县文化馆。“文革”开始后，秀山上的楹联成了“革命”的对象，一块块匾联从高高的房檐下拉下来砸坏，扔到院子里任同风吹雨淋。阚三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些疯狂的举动，他想不明白，这都是为什么，只是内心不住地叹息和心痛。

　　人群散去后，阚三蹲在一堆匾联旁，左看右看，他看不懂上面写些什么，只是觉得好看。老人坐在清凉台里，那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透着凉意。清凉台的大门吱呀一声开了，阚三出去一看，是城里几位有文化的老先生：许秋山、戴有余、阚华堂、姚光恒、黄为荣。这么晚到清凉台？以前阚三和他们也没什么深交。不想几位老人对着阚三不停地作揖，讲出了来意：希望阚三能够为了通海的后人保护这些珍贵的匾联。他们还和阚三讲了许多有关保护这些匾联的重要性。阚三想，这几位老先生都说是好东西，一定是宝贝。于是，在月光下，几位老人把院中的匾联一一抬到了一间小屋里，堆了满满一屋。干完了这一切，几位老人拍拍身上的尘土，看看天上的月亮，月亮升到了中天，几位老人什么也没说，悄悄地下了山。月亮见证了这几位老人所做的一切，在那样一个年月，这一切可谓惊心动魄。而阚三从未向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他只是把小屋的钥匙收得好好的，直到三中全会后，这些楹联一一重见天日。老人去世后，家人在他的床铺下发现了一块“松竹陋春”的匾。他就是以这种朴素的情感默默履行着自己的承诺。

　　许秋山老人祖辈就爱好收藏，家中字画古物不少，使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传统文化熏陶。老人爱好诗词歌赋，尤其喜好书法楹联。他年轻时就记录了秀山上的一些碑、联、匾，并收藏了一些楹联制作时留下的绵纸。在非常岁月里，他不仅以自己的微弱力量保护了秀山上的楹联，文革后，他把自己收藏的绵纸拿出来重新制作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对联：“地以文章争气势，天于樵牧混英雄”，“松翠时相引，梨红不肯凋”……使后人得以品读到这些书法与意境合而为一的佳联；同时他以县政协委员的身份四处奔走、撰文宣传秀山匾联的文化价值，让匾联重又挂在了秀山上。

　　姚光恒同样是一位不可不提的老人，他家中收藏有乾隆年间的《秀山匾联备忘录》手抄本，书中详细记录了哪个寺哪个殿挂哪副对联哪块匾额，是谁书写的，又是谁撰写、出钱制作的，可谓记录秀山匾联最早的一本书。１９８２年，老人把这本书贡献出来。后来，秀山恢复一些珍贵对联，都是根据这本书的记载。（玉溪日报记者 杨雪）

    阚斗生：一个家族与一座名山

　　秀山的匾联文化联结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骚人墨客，在历代的文化人中，通海本地人占了很大的比重，并且都才艺超群，没有因为占了区位优势而滥竽充数，在众多的通海文化人中，阚祯兆是一个杰出的代表。

　　进入秀山，首先跃入眼帘的是毓秀坊，如果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牌坊两边过坊檐下题有草书“仪凤”、“还鹤”四字，笔力雄浑，圆润奔放，题字者正是阚祯兆，清代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在评他的草书时曾赞道：“龙蛇笔落惊风雨，不异当年草圣奇。”缓步上秀山，在登瀛桥、在清凉台、在涌金寺……无论是匾额对联还是诗赋碑刻，都显示了他方家的本色。

　　在阚祯兆的后人阚斗生眼里，祖先的荣耀仍然在家族的血脉中流淌着。阚斗生在秀山脚下的文化馆里工作，是一名出色的盆景园艺师。在文化馆采访阚斗生时，碰巧了，座位正好对着阚祯兆的一块名叫“双碧流虹”的匾额，于是阚斗生以这块绿底白字的匾为话头，开始了“如数家珍”的讲述。

　　阚祯兆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其父阚应宗以名医被召入太医院，告老回家时，皇上赠竹节鞭一根，因此在清代，凡经阚家门前，文官下轿，武将下马，这在通海并不多见。阚祯兆和阚福兆兄弟俩都“少负经世之学”，长大后，祯兆中了举人，福兆中了进士，县里乡绅曾建“兄弟经魁”牌坊专赞兄弟二人。

　　谈到这段家族史，阚斗生说，祯兆号大渔，福兆字鹤滩，他们的字号充满了一种脱离主流社会，回归山水世界，过散淡诗酒生活的“野性”。正是这种野性使两兄弟同清幽的秀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阚祯兆会试未中，曾在通海猛乍村（今高大乡）隐居数年，后来被云南按察使、书法名家许弘勋“地以文章争气势，天于樵牧混英雄”（今悬于秀山还鹤楼旁）一联打动，才做了云南巡抚王继文的幕僚，这一段经历没有让他沉溺官场，反给了他开拓眼界、结交艺术名流、施展才华的机会。于是许弘勋这样的名家被他带到了秀山文化圈，留下了一字千金的“佛谷云深”一匾，作为唱和，阚祯兆也留下了“千峰翠”、“惠我双湖”、“自在庄严”、“水天一色”、“松翠时相引，梨红不肯凋”等匾联，文字间流露出太多寄情山水的欢乐，而在碑刻《秀山古柏行》里，诗人的吟咏为秀山景物画龙点睛，可谓山水文章，不同凡响。

　　阚福兆晚年也回到了秀山，隐居在还鹤楼，过着赏花、吟酒、作诗的生活，在涌金寺还留下了“大地光明阁”等匾联，阚斗生评价说，祯兆、福兆的书法，一个雄健，一个圆润，各有千秋。

　　阚斗生的父亲阚华堂也曾在文化馆工作。据说，文革到来之前，通海的有识之士都预感到了秀山匾联所面临的灭顶之灾，就是没有人出面，这时，正是阚华堂等老文化人和秀山公园的几位工人冒着被打倒的危险，把秀山上大多数匾联收藏了起来，保护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玉溪日报记者 蔡传斌）

编辑：宋礼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