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文桥    

刘大绅：朱批“好官可用”

刘大绅，字寄庵，晚号潭西老人，宁州高茶寨人士。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举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进士。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任山东新城（今桓台）知县，正逢当地三年大旱，他极力拯恤，以至不惜捐俸施粥，救活了许多饥民，百姓爱之如父母。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他调任曹县知县，新城县民向布政使司苦求让其留任新城，未获准。恰逢钦差和道员过境，数千百姓遮道哀求，遂得再留任新城一年。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刘大绅就任曹县知县，其灾荒尤甚新城。正当刘大绅苦求救灾办法之际，河督下令征调曹县万名民工修筑赵王河堤数百丈，他立即把应调民工召至县衙，好言慰勉，以工代赈，发给粮食，使公私兼利。河堤两月竣工，民工无逃亡和患病者。接着，河督又令曹县征调修筑河堤所需秸料300万斤，刘大绅以正值秋收时节请求暂缓征调，以免影响秋收。河督不准，并说要治刘大绅罪，百姓怕连累刘大绅，争先交纳秸料，不到10天就交足300万斤之数。一次，他到乡间巡视，听到农民互相诉苦：“谷贱银贵，田赋开征的期限将近，奈何？”刘大绅就对他们说：“等谷物有好价再交田赋也不迟啊。”这话传到上司那里，上司以“擅作主张，拖延征期”怪罪刘大绅，并另派“能吏”到曹县代征。百姓唯恐失去刘大绅，奔走相约，及时交赋，及代征者到县，当年田赋已全部交清。上司妒其贤，又限期催收上两年因灾拖欠的5万多两赋银，并扬言说如收不齐，就另派他人取代刘大绅，百姓很害怕，尽力交完所欠赋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刘大绅因病辞官，吏民遮道拜送、挽留，他只好答应不走，最终却被调任文登知县。时值新城县筹备修城，因工程棘手，无人承担指挥之任，新城县民向布政使请求让刘大绅回新城，刘大绅不忍负新城百姓厚望，遂不去文登而领命到新城。修城工程竣工不久，上司以其在曹县“擅命稽违赋期”罪名构陷刘大绅，将他削籍戍边，新城、曹县百姓捐钱为刘大绅赎“罪”，使其得免。后经大臣公推复官，任朝城（今莘县、范县）知县，后升青州府（治所在今益都）同知。嘉庆八年（1803年），调武定府（治所在今惠民）同知，遇蝗灾，刘大绅亲率吏民到田间捕杀蝗虫；又遇黄河水暴涨成灾，他奉命查灾赈济，竭力任事，惠及灾民。刘大绅为官20余年，爱民如子，有巡抚代嘉庆帝朱批“好官可用”四字。嘉庆十年（1805年），刘大绅以母老辞官回乡。新城张万灵等乡绅特请人作《遗爱图》一套十九幅，绘刘大绅在山东各地事迹，以寄托对其思念之情。嘉庆十八年至二十五年（1813年―1820年），刘大绅任昆明五华书院主讲，以培育治国人才为己任。早在新城等县任职时，他就以“务修德行，勿以记诵词章诡取功名”劝诫诸生。既掌五华书院，当时学生们只求应付科举，不图成就真才实学，他就以史书、诗文教授学生，使学风大变。他还精选学生诗文刊印成《五华诗存》。在他的倡导下，云南才士盛极一时。学生中有学业优异者戴炯孙、杨国翰、池生春、李于阳、戴淳五人，世称“五华五子”。刘大绅在仕途、诗文、教育、书法等方面均有建树，一生勤于著述，诗歌理论《诗论》享誉滇中，被称为“一代文宗”，其归滇诗文内容上体恤民生疾苦，描摹家乡山水和日常生活，风格上以陶渊明为宗，不拘一格，兼取诸家。著有《寄庵文抄》三卷和《寄庵诗抄》三十卷，文章《哑孝子传》《记瞽者渡》曾被编入民国国文教材。其书法古朴淳厚，恰如其人，然存世稀少。

刘家自明代正德年间自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迁徙宁州，世代儒学树德，诗书传家，有“一门两青天，三代三进士”“友朋聚四围”之美誉，时为宁州一大姓望族。现宁州街道高茶寨村尚有刘氏宗祠，“好官可用”匾额也保存完好。

董灼文：布衣诗人

董灼文，字见三，号勿轩，宁州召保冲人士。清嘉庆年诸生，与刘大绅既是姻娅，又是忘年挚友，性情狂放傲岸，玩世不恭，无心仕途，以悠游饮酒赋诗为乐，颇具太白遗风，大有诗才，见长于歌行体。董灼文诗以古体见长，占书大部。刘大绅题词云：人埋地下，诗在人间，寸骨不朽，一句难删。嘉庆十五年（1810年）八月，董灼文客死于弥勒十八寨（今虹溪镇），刘大绅题碑曰：“大清诗人董勿轩之墓”。董灼文著有《勿轩诗集》六卷，由于其生平事迹及成就史籍记载极少，他的名气来源于其诗作或他人诗文，玉溪师院朱红华老师曾作专题研究，著有论文《清代滇中宁州布衣董灼文创作考述》。